中图分类号：K26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6-0105-08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日双方的政略、战略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著，通常均会论及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但宏观论述者多，具体研究者较少。本文拟结合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以实证的方式，探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之所以选择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来研究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原因有二：首先，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跨越了1938年至1941年四个年头，四次长沙会战更从1939年持续到1944年，几乎与整个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相始终。从较长时段进行动态考察，可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其次，将军事会议与实际作战过程结合起来，有理论有实践，从而可使对军事战略的考察更客观公允。
一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形势，1938年11月25日起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南岳，故又称“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三、第九战区的将领200余人参加会议。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首先对抗战阶段作了新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时期，中国处于守势；此后转为第二时期，日军力量已达极限，而中国渐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蒋介石还对国民党军队在前期作战的表现予以评判，批评了导致某些战斗失利的“十二大耻辱”。南岳军事会议前后有许多重大举措，以适应第二期抗战，包括重新调整10个战区的防守战线与兵力配置、减少指挥层级、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整训部队等。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特别强调第二期作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会后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战略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此战略指导方针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正面战场牵制消耗敌人；敌后战场袭扰敌人；另对部分部队进行整训。为此，军事委员会计划将所有部队的任务相应地划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在正面与日军对抗；三分之一到敌后进行游击；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各部队的任务定期轮换，既保证当时的军事需要，又为长期抗战储备力量。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及其后确定的方针，决定了国民政府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基调。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英美诸国更无力顾及中国，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939年9月初制定了旨在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最短期间，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日军共集中4个师团共约10万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分三路发动进攻。
负责守卫湖南的第九战区兵力居10个战区之首，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长沙以北无险可守，仅凭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不足抵抗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转兵之用。战区司令官薛岳等据此制定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其要领是，日军进攻时，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消耗敌人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侧击等手段逐次消耗敌军，待其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围歼。此战法成为几次长沙作战中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会战中，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9月18日，日军5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攻击。23日晨，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并在飞机的掩护下，继续攻击设在汩罗江南岸的中方第二道防线。中日双方在新墙河、汩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突破两道防线，但在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已相当大。30日，日军一部攻破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防御阵地，直扑长沙以北的永安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的最远点，长沙以北的地区大多为其侵占。蒋介石判断日军要攻占长沙，25日命令第九战区，“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逐次转移至株州、浏阳、醴陵地区。”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既不轻易放弃阵地，又不固定死守，且战且退。
日军耗时近半月，损失颇重，战前所订在最短时间内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已难以实现。冈村宁次侦知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企图，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中国军队从击落的敌机上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撤退命令。薛岳命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力行“超越追击”。中国各军害怕日军是佯退，加之鏖战旬日，损耗很重，所以都未敢突击，只是远远地尾随在日军后面，收复失地。到10月10日，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又各自回到原先的阵地，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国内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战局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在会战结束不久，即于1939年10月下旬举行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又名“江南战场各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者为军长以上高级军官及各省政府主席等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主要研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检讨得失，策定后期抗战应取之战略”。会议结束前，蒋介石特意从重庆赶到，进行训话。他指出，中国抗战的国内环境已大为转变，“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蒋介石要求未来抗战：在战略方面，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要在见到敌人厌战畏战之时，决然攻击前进。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方尚无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但要设法研究出一套避实就虚、乘间蹈隙的方法，攻击骚扰各地日军。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判断中国抗战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试图确定“反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相持阶段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冬季攻势。但会议对第一次长沙会战具体战略战术的研究很不够，以致此后日军用几乎相同的方法进攻长沙时，中国军队却吃了败仗。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根据大本营“继续对华实施压力，不容稍懈；尤须利用国际情势，以谋解决中国事变”的作战方针，决定9月中旬从新墙河一线开始南攻，在汩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8月底，日军在湘北集结了包括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在内的约10万人。接受前次会战三路开战，反而分散了兵力的教训，将所有兵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9月18日拂晓，日军300门大炮齐轰中方阵地，45个步兵大队同时向南岸进犯。此时正好与前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日军的进攻异常顺利，19日中午已抵达汩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行渡河。上次会战时，同样的路程耗用了日军8天时间。薛岳一时惊慌失措，命令一部在汩罗江南岸设防阻击，一部推进至金井附近，伺机从东南方侧击南下日军。不幸的是，该命令被敌军破译。第11军决定放弃原定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作战指导，改为在中国军队的更东侧实行反包围。
日军强渡汩罗江后，从22日开始分别对中国第37军和第26军展开围歼。中国士兵虽奋力反击，无奈敌人火力猛，情报准，始终无法逃出被动挨打的境地。中方增援部队到前线后立足未稳，即遭敌军攻击，只得自求突围，中方的汩罗江防线完全瓦解。日军此时的位置正是第九战区预定的决战战场，但由于中方主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余者畏敌如虎，根本无力再事决战了。
27日晨，日军一部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渡过浏阳河，攻击长沙。下午6时许自东北角冲入市内，中国士兵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四处溃散，当晚日军完全占领了长沙。日军先头部队为争战功，迳自向长沙以南的株洲挺进，破坏了军事设施后自行回撤。阿南惟几认为已达到击溃第九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下令30日结束战斗，开始“反转”。
此时，第六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已朝不保夕，固守待援。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使其不能回援宜昌。然而各军已遭严重打击，根本无法达成上述目标。10月9日，日军第11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双方再次隔河对峙。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召开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的1941年10月中下旬，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和相关军事首长参加。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首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几时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接着，他结合会战经过，对国民政府军队的积弊，从战略战术的运用，高级将领的怯懦无能，到军队内部存在的管理训练问题，都进行了较深刻的反省，要求认真构筑工事、集中使用兵力、克服官兵畏敌怕死情绪。会上，还对第二次长沙会战部队依表现进行了赏罚，临阵脱逃的第58师师长廖龄奇经军法审判，予以枪决。
蒋介石在会上再次强调，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时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使敌人对我们的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重要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还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法”，即当日军进攻战略要地时，我军须顽强抵抗，像磁铁一样将其紧紧吸引，使其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我军则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将其转歼。
虽然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并未全部采用，但第九战区在蒋介石责骂之后，加强了长沙的防守兵力配置与工事修筑，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广东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第11军决定第九战区再兴一次攻势，“牵制其（第九战区部队）南下的行动”。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胜，第11军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力，故敢在距上次会战仅两月，部队补充休整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作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调集主力共约7万人，立即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由于作战属于配合性质，兵力又有限，只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汩罗江沿岸击溃中国部队，“即结束作战”。
第九战区根据敌军大量集结兵力的情报，判断其有再犯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薛岳特意召集会议进行部署，军事委员会也临时将4个军的兵力划归他指挥，使其战斗部队大为增加。薛岳的作战部署，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最后在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全歼日军。
12月23日，日军主力向中方设在新墙河北岸的前沿阵地进攻，乘大雨和夜色渡过了新墙河。中国主力奋力抵抗后，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南侧山区撤退。25日，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中方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中国士兵冒着风雨严寒与敌浴血激战。日军26日利用守军防线的间隙，扑向汩罗江北，阿南获知中方部队有撤退的迹象，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立即“提前渡河”，击溃江南的第九战区主力。中国军队抵抗两天后，被迫向东侧山地转移。日军到30日已攻至汩罗江南岸，使中国军队无法支援香港作战。同时，南方日军已在25日占领了香港，第11军配合作战的目的已达到。然而阿南惟几却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攻占长沙。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日军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有人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薛岳命第10军死守长沙，构筑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确保长沙”。同时令各主力部队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第一次攻击线（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和第二次攻击线（长沙附近地区），以期从外线对敌军实行反围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渡过浏阳河，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城东南的中方阵地发起进攻。中日两军在长沙东南郊激烈争夺两天，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阵地前沿尸横遍地。第11军虽有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但在中国重炮轰击下无法立足，被守军反攻驱出城外。在长沙久攻不克，又有被围歼可能的不利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于1月4日晚实行“反转”。薛岳立即命各部队展开围追堵截，在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日军几乎一直是在且战且退，后撤速度缓慢。经过10天苦战，各师团才陆续渡过汩罗江。撤退中各部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16日，日军基本上回到了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第四次长沙作战
一般史书上亦称为“长衡会战”。1944年初，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以期打通大陆交通线。地当粤汉线要冲的长沙，在其整个作战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攻占长沙是日军第11军在湖南作战的第一步，其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湘江东岸，另一部从洞庭湖同时发起攻击，击垮第九战区部队后占领长沙，然后直扑衡阳。5月27日，日军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长沙进攻。日军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方法，并备有第二线兵团。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试图围歼中国部队。薛岳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也按原定计划在浏阳河以北与敌军决战。6月8日至11日双方进行了三天激战，中国部队不仅未能获利，反而被三路强大的日军击溃。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从13日开始向长沙攻击。
第九战区对日军必得长沙的整体作战计划了解甚少，仍套用固守长沙、相机歼敌的老办法。薛岳又先行离城，守城部队的指挥系统混乱，责任不明，在防守重点放在市区还是放在战略要点岳麓山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直到敌人兵临城下，也未确定下来。
6月16日，日军在强大炮火及飞机的支援下分两路对长沙实施总攻。中国守城的第4军官兵奋起抵抗，但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只得节节后退，城区的阵地已失近半，仅在核心工事内固守。另一路日军则攻到岳麓山外围，中国的炮兵阵地危在旦夕。第4军军长张德能17日下令抽调兵力渡过湘江支援岳麓山阵地。各部队竟将此视为逃命的机会，竞相拥向码头，一片混乱。过江部队并未上岳麓山协防，反而向南方的衡阳溃逃。18日上午，日军顺利地占领长沙。
日军用10天的时间从湘北攻到长沙城下，仅一天多的时间就攻占长沙，使蒋介石大惊。长沙守城的高级军官受到军法审判，第4军军长张德能被判死刑。日军攻克长沙后，又迅速占领了株洲、湘潭等周围地区。至日本投降前，中国军队再也未能收复长沙。
二
从南岳军事会议的内容与长沙会战的实践中，可以归纳出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一）持久战的总体构想
应该说，国民政府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很快就将其划为“第二期抗战”，并针对新阶段的特点在战略上制定了持久战的总体构想。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月制定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重视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这是对抗战初期单纯依赖政府与正规军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的修正。其后的两次南岳会议提出的战略思想，主旨也是持久战———逐渐消耗敌人，伺机反攻。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明确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认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
为落实持久战战略，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加强袭扰日军后方。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战区与苏鲁战区，有60个师的正规部队到敌后从事游击战，约占到其全部200个师的三分之一。1939年2月起，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建议，在南岳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度由蒋介石亲自兼主任。训练班先后共七批，毕业学员5659名。同时印发《游击战纲要》，发至各战区。
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较充分地动员民众，由民工负责对交通线的破坏，不仅毁坏公路，就是乡间小路也挖窄，“稻田全犁翻放水”，使敌军战车难以通过，其重武器和机动性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战区还组训民众，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之民间畜牲、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对作战的胜利也起了一定作用。
（二）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对峙。湖南及周围地区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对峙的焦点，湖南是屏蔽西南的门户，且为各战区间转兵的枢纽。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重庆，军事重心却在长沙。从经济上看，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的谚语，此时它更成了失去东部富庶国土的中国军队重要的粮食、物资和兵源供应地。中国军事当局认为，“敌如攻略该地（长沙），足陷我国力于麻痹”。
正因为湖南的战略地位突出，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专设第九战区负责该区域的防务（司令长官先为陈诚，后为薛岳）。第九战区配备有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达国民政府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为各战区之首。四次长沙会战中，蒋介石都亲自指示，可见其重视程度。
在抗战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的主要战略是企图通过有限度的攻击，击溃中国的野战主力，迫其投降。而聚集在第九战区的大量部队，正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个便利。攻占这一富庶地区，既可斩断中国的经济命脉，又能进行物资掠夺，符合日本“以战养战”策略。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湘北对峙的态势自1939年初持续到1944年中，几乎贯穿整个相持阶段。有学者统计，整个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共发生过12次大规模战役，其中长沙及附近的作战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在同一区域内双方拉锯式地进行4次大规模的作战，更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这些都说明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中日军队的最主要战线。确实，湖南战场的得失攸关整个抗战局面。前三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军队的基本战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局面相对稳定。第四次长沙作战，日军击穿湖南，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大后方一片惊恐，甚至有从重庆再迁都的谣传。
（三）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
在相持阶段，日军不再以扩大占领区域（包括大城市）为作战目标。第11军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中都规定，目的是歼灭或牵制第九战区野战主力，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意图。中国方面鉴于敌强我弱，有“以空间换时间”，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长沙是华中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但其地势无险可守，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蒋介石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1939年4月电示薛岳，一旦日军“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计划。”已有弃城的打算。8月，蒋又发出相反的命令，要薛岳须固守长沙：“长沙核心工事，应即加强，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则长沙可永不失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专程到株洲，要求弃守长沙以北地区，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薛岳则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薛岳在9月15日深夜给宋美龄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
以后的作战中，中方在长沙的弃守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方针：一面要求部队死守，一面又做了“万一不守”的准备。在日军撤退之后，又假设其攻打长沙的计划破产而大加宣传。故第九战区尽管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兵折将，但因日军撤出了长沙，其在战后总结中却说：“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日军对中方在损失惨重后还大肆宣传“第二次长沙大捷”感到“啼笑皆非”。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重要者如长沙也不像前期的上海、南京、武汉那样对抗战全局有决定意义了。如何保全有生力量，使其主力部队不被日军歼灭，是国民政府更关心的问题。
（四）应战而不求战的保守策略
总体上说，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有“应战而不求战”的特点。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十多次大规模作战中，只有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出击，掌握主动的，余者基本为日军进攻，中方防守。四次长沙作战更是如此。南岳军事会议及其之后的确定作战方针，基本上是要求部队坚守现有战线，扰乱敌人后方，较少提出主动出击，更缺乏进攻的具体方案。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虽然正确，却显得有些保守。
许多论著都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国力已受到极大消耗，中国军队应该（而且可以）战胜日本，并据此责难国民政府军事战略“消极、妥协、退让”。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批评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客观地分析，这种“消极、妥协、退让”的责难有些苛求，笔者更倾向于用“保守”二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在短期内就有了全面击败日本侵略军的能力。因为：1∙此后日本可以向强大的英美诸国开战；2∙一旦战略需要，日军仍具有在广大的范围内击败中国军队的能力，1944年的豫湘桂作战便是一例；3∙经过前期的抗战，中日双方相比较，中国损失更大。战争在中国进行，造成的物质损失难以数计，中国政府丧失了最富庶的地区，偏居西南，财政越来越困绌。日军倒可以通过在华掠夺，就地补充。中国正规军受到沉重打击，训练和补充难以为继，武器装备仍劣于日军。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用简陋的通讯设备进行联络，作战命令屡被敌人破译，是遭受败绩的主因之一。
当然，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缺乏抗战必胜的信念，互相保存实力，畏敌避战和个别高层军官腐败无能等弊病日益严重，并常在战局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极大地制约了正确军事战略的实行效果。然而，这些问题不能归结到军事战略本身。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间判断是正确而及时的，也基本上把握了相持阶段的特征，据此所确定了基本正确却稍显保守的军事战略。然而，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间的实力差距仍大，主观上国民政府的部队自上而下存在着种种弊端，没有通过持久战战略战胜日本的坚定信念，故正面战场上的局面始终未能有大的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