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谈到仁的时候，经常涉及到君子和小人。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所谓‘君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等级分类了，而上升到对于人的整体理想要求，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怀仁、行仁，那么你就是‘君子’，否则你就是一个‘小人’。由此可知，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已经超越了阶级、等级的意义。”（ 夏毅辉：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以下只注篇名）如果按照上述理解，那就成了“行仁的人中也有不行仁的人，而不行仁的人中则不可能有行仁的人。”这话显然是不通的：前半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后半句话说了等于没说，是同义反复。
这里只能按照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解释，才比较通：君子就是贵族，小人就是平民中地位低下的。“地位高贵者中也有不按照仁的原则行事的，而地位低下者中则不可能有按照仁的精神去做的。”这里，君子和小人显然具有阶级和等级意义，而孔子提倡仁的精神，提倡用仁来自我要求和修养，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上层。
孔子还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里的君子和小人也是在阶级或等级意义上说的。
如果将他们解释成行仁的人和不行仁的人，这话也就不通了：“行仁者最重视礼义。行仁者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犯上作乱；不行仁者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作盗贼。”
行仁者怎么可能不讲礼义呢？再说，两者在勇敢而不讲礼义时，具体行为为什么有“为乱”和“为盗”的区别呢？这都是说不通、讲不清的地方。
只有将君子和小人解释成地位高贵者和地位低下者，这话才是通的：“地位高贵者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犯上作乱；地位低下者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为盗为贼。”
在孔子看来，社会下层只能在上层的影响下，通过教化甚至刑罚才可能倾向仁。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君子不首先作出榜样，下层百姓是不能自己变得“仁”起来。他还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可见礼乐的那一套，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民的；而是通过礼乐的复兴来确定恰当的刑罚；只有刑罚恰当，下层老百姓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有一种观点认为：“‘仁’和‘礼’虽然都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并不足以构成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因为孔子评价‘仁’和‘礼’的标准是以治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行’。‘行’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孙熙国：论孔子思想的实践指归，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这里所说的“行”到底是什么呢？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该论者的回答是：“孔子的‘行’既不是单纯的行‘仁’，亦非单纯的行‘礼’”，也不是“为东周”，“孔子思想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其思想体系所围绕的轴心即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同上文）
在我看来，这个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行，也就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这是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
这一回答也是必然的。为什么？离开了“仁”和“礼”这两个最重要的范畴，离开了“东周”（其实应该是整个周代包括春秋时期）的社会规范制度，我们关于孔子的社会思想还能具体说出点什么？我想，应该什么也说不出来。孔子社会思想的核心只能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