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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明写春诗
前言
1971年，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带着一份急切的心情出现在济南军区大门前，询问是否能见到杨得志司令员。多次被告知“司令员不在”，老人依旧不肯放弃，他坚持称自己是杨得志的老部下。那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和杨得志上将又是什么关系呢？
李祥，原名侯礼祥，1912年生于湖北省荆州市的一个贫困小村庄。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侯礼祥的家人仍坚持让他接受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希望他能借此改变命运。
到了1927年，15岁的侯礼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独自一人前往荆州市寻找工作。他希望利用自己的识字能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因为身材瘦小并且体弱，多次求职都以失败告终。孤身一人在荆州的街头流浪，侯礼祥的境遇令人同情。
一天当侯礼祥坐在街边无助时，一个看起来结实健壮的乞丐走了过来。这位乞丐名叫梁子，他看到侯礼祥的窘迫，便主动搭话，并关切地询问他的名字。
“我叫礼祥。”侯礼祥低声回答。梁子笑了笑，说：“李祥，这名字挺好的，从今以后你就叫李祥吧，我是梁子，你就叫我梁哥。"
侯礼祥本想纠正自己的姓名和姓氏，但看到梁子那慈祥的笑容，他决定不再多说什么。此时的侯礼祥饥饿难耐，梁子则递给他几枚铜板，让他去买些食物充饥。侯礼祥本能地想拒绝，但肚子的咕咕声让他接过了这份不期而至的恩惠。
吃饱后，侯礼祥重新找到了梁子，心中充满了对这位陌生人的感激。梁子见他诚恳，便提议一同前往武汉，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侯礼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两人一同乘船离开了荆州，踏上了前往武汉的旅程。
到达武汉后，梁子将侯礼祥带到了一家招待所，这里提供了工作机会，还包吃包住。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侯礼祥来说已是不小的安慰。在招待所工作的日子里，侯礼祥渐渐稳定了生活，然而奇怪的是，这位曾给予他帮助的梁子，在安排好一切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李祥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实际上，这家招待所是由我党地下组织的同志经营的。在这里，李祥逐渐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开始理解革命的意义和方向。白天他负责招待到访的客人，晚上他利用空闲时间自学文化，翻阅书籍，补充知识。没多久，他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28年5月，李祥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被组织安排到了江西，参与地方革命的工作。当时他由于习惯性地使用“李祥”这个名字，在登记时并没有报上自己的原名。这个名字，成了他革命生涯中的身份符号。
第二年，红军扩编时，李祥通过地方干部的推荐，顺利加入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就在同年3月，李祥在连长彭绍辉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在这时，侯礼祥因在战斗中屡次立下战功，被提拔为连级干部，他所在的团团长正是杨得志。
在长征途中，侯礼祥所在的连队是主力之一，他和杨得志的团直属部队经常配合默契，一起抵挡敌人的进攻。特别是在大渡河一战中，侯礼祥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全，带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成功救出了被困的团长杨得志。这份深厚的情谊，一直被杨得志铭记在心。
不过战场上的伤痛无时不在。李祥曾两次受了重伤。第一次是在攻打四川的小河战役时，他带领队伍冲锋在前，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穿了脖子，伤势非常严重。第二次是在红军会师前，他在陕西甘泉的战斗中，右大腿几乎被敌人子弹打断。受伤后，李祥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决定把他送到瓦窑堡的后方医院治疗，确保他能好好养伤。
伤好之后，李祥重新回到部队，这时他已经是红一师十三团的团长了。不过他曾经的团长杨得志已经调到红二师当师长，李祥也就不再和杨得志一起工作了。从那以后，李祥开始在新任一师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的领导下，继续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由于表现出色，1937年，侯礼祥被安排进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回忆。侯礼祥晚年时回忆起这段时光，他感慨道：“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听中央首长讲课，还能结识许多新战友。每天在军政大学里，大家像孩子一样快乐，什么烦恼都没有。
侯礼祥是个特别开朗的人，总爱开玩笑，和大家总是玩得很开心。比如有一次，他们在食堂吃饭时，侯礼祥故意拿着饭勺不愿意给许世友添饭，结果许世友一生气，直接把侯礼祥的帽子扔到了地上。那天特别冷，侯礼祥赶紧弯腰去捡帽子。
可就在他低头捡帽子的瞬间，许世友趁机抢过了勺子，赶紧把自己的碗盛得满满的。侯礼祥哪能认输呢？他立马抓起许世友的帽子，狠狠地扔得老远。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突然都笑了起来，整个食堂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从抗大毕业后，侯礼祥调任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这段时间，他与毛主席有了更多的接触，偶尔两人会在闲暇时交谈。1939年初，侯礼祥在前线再次负伤，这一次伤势严重。经过医生的诊断，并且考虑到侯礼祥的身体状况，他向组织提出请求，得到了安排前往后方休养的机会。年底，侯礼祥转战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正式脱离了前线。
侯礼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叶剑英根据他的背景，把他安排到了湖南省的地下党工作。后来，他又被派到中共江陵中心县委去工作。虽然侯礼祥曾经是红军团长，但地下党的同志们一开始对他有些顾虑，不敢马上给他安排任务。毕竟，他在这些地下工作中还是个新手，而他自己也没有亲人，所以只好暂时寄住在叔叔侯运才家里。
不久后，侯礼祥娶了一位农家女子杨绪儿为妻，为了谋生，他开始经营一间小牌室。由于侯礼祥的认真经营，这个牌室生意非常红火，吸引了不少顾客。但好景不长，这家牌室很快就被小偷盯上，偷窃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隐患。
为了确保重要物品的安全，侯礼祥将自己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残疾军人证、以及在红区和白区来往的各种证件，都小心地包好，放进了一个皮箱里。他将这个皮箱藏在床下，想以此确保这些重要的身份凭证不会被丢失或被偷走。可惜他的谨慎并没有带来好运。偷窃者误以为这个皮箱里面藏有贵重物品，于是在同伙的帮助下将皮箱偷走。
皮箱一失，侯礼祥失去了自己重要的证明身份的证件，更是让自己过去的所有贡献化为乌有。失去了证件后，侯礼祥感到前途一片迷茫，于是他决定暂时关闭牌室，整日待在家里，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之中。然而正当他为未来的生活焦虑时，地下党县委终于给他安排了任务。
经过考虑，江陵县委书记魏西决定派侯礼祥去监利县的朱河镇洪湖湖区开展地下工作，让他以“侯文彬”的化名担任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侯礼祥接到任务后，立即启程前往上任。然而命运似乎总是捉弄他，在他准备顺利开展工作时，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
1940年4月，监利县的敌区长和县长竟然叛变，地下党组织立即发布紧急命令，让所有地下党员分散隐藏。侯礼祥也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时隔两年，1942年7月，我军鄂豫边区的第三军分区第十五团进驻潜江县，侯礼祥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去寻找团长张秀龙，希望能重新联系上组织。可是就在他和张秀龙见面时，日军从伍家场发起袭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张秀龙不得不带领部队转移。侯礼祥再次错失了与组织重新接触的机会。
此后侯礼祥再也没有机会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且由于丢失了证件，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更让侯礼祥没想到的是，当新中国开始进行各级政府的大规模居民身份普查时，他竟然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虽然侯礼祥向相关部门多次解释并回忆自己在军中的经历，希望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是红军的一员，但他使用过“李祥”这一化名，导致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没有找到与“侯礼祥”相关的记录。
更糟糕的是，经过一番调查，当地工作人员不光没有找到任何与侯礼祥相关的红军记录，反而查到了一个化名为“侯文斌”的国民党身份。侯礼祥曾经以这个名字执行过任务，这使得调查人员开始怀疑他可能是国民党安插在江陵的余党间谍。侯礼祥没能洗清自己的红军身份，反而被监视和怀疑。
这种局面持续了多年，直到1961年，侯礼祥偶然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自己的老上司杨得志在新中国的解放军授衔仪式上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个消息让侯礼祥既惊讶又高兴，他立刻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军方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借此机会澄清自己的身份。
还好这封信最终被转交到了杨得志和杨勇两位将军手中。杨得志在收到信后，写了一封回信给侯礼祥，表示他很高兴收到侯礼祥的来信，并希望侯礼祥能再寄一封详细回忆自己在军中的经历的信件，这样他可以进一步确认侯礼祥的身份。
侯礼祥收到回信后，迫不及待地把这封回信展示给周围的人，期待能够洗清自己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的冤屈。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大家看到这封信后，并没有相信侯礼祥的说法，反而认为信件可能是伪造的。于是侯礼祥没有得到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反而被怀疑伪造了中央首长的信件，罪名更加严重。
从那时起，侯礼祥的通信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受到了严格限制。杨得志将军也等了很久，却再也没有收到侯礼祥的回信。
侯礼祥就这样一直背着“反革命”的罪名，除了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还常常被村里的人看不起，大家对他避之不及。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多年，他的身份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直到有一天，侯礼祥在报纸上看到杨得志的消息，原来杨得志当时正在济南。
这个消息让侯礼祥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虽然年近六十，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寻找杨得志，试图借助老战友的帮助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于是侯礼祥步行了百里，过河坐船，再换乘火车，经过一番艰难的旅程，终于来到了济南。
此时的侯礼祥，身心疲惫，衣衫破旧，头发凌乱不堪，脸上沾满了尘土，看起来与当年英俊的红军团长已经相去甚远。到达济南军区大院时，侯礼祥被门口的哨兵拦住。
哨兵严肃地问道：“站住，身份是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侯礼祥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坚定地回答：“我曾是杨得志司令员的下属，我有事情找他。
哨兵听得多了这样的“关系”，心中有所怀疑，但也没有立刻赶他走，只是冷冷地说：“杨得志司令员现在不在家，如果你要找他，只能等他回来。
于是侯礼祥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他以为杨得志会很快回来，然而事实却让他失望。杨得志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几天后才会回来。直到傍晚，值班战士才换班。侯礼祥便再次去询问，得知了杨得志的行程。
值班战士看侯礼祥一脸真诚，便决定好心地将他安置在附近的招待所，告诉他等杨得志回来后会通知他。
杨得志司令得知自己的老战友“李祥”从湖北赶到了济南后，心中充满了激动。毕竟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为了确认眼前的侯礼祥就是当年的“李祥”，杨得志在见面之前给侯礼祥出了一个考题，让他写下几件当年军队中的往事。
侯礼祥接过准备好的纸和笔，手有些颤抖，但他还是把那些在延安时发生的几件重要事情写了下来。与此同时，杨得志也翻出了几年前侯礼祥给他写的信，准备对比两份信上的字迹是否一致。
杨得志细心地对比了一下，看到两张纸上的字迹几乎一模一样，他立刻激动了起来，赶紧对警卫员说道：“快带我去找他，今天一定要让他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
终于，两人见面了。杨得志和侯礼祥紧紧抱在了一起，虽然两人都是硬汉，平时不轻易流泪，但这一刻，侯礼祥还是忍不住眼中泛起了泪光。
几十年没见，他们坐下来聊了许久，直到深夜。通过杨得志的帮助，侯礼祥的名誉和待遇终于得到了恢复，组织也为他做出了补偿。不过，即使两人努力了很久，还是有些遗憾。由于时间过去太久，侯礼祥已经脱离了党组织多年，直到他去世，党籍也没能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