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大道本来是大制不割的整体，但学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却自以为是，这就像人有耳目口鼻，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知觉功能，若是被人强行分割而不能通用，那个人就废了。

因为各家抱残守缺，所以看问题必然是片面的，完美的大道就这样分割了，万物为一的常理分离了，古人道术的整体变得七零八落。

所以内圣外王的道理，幽暗不明，诸家各尽所欲而自以为是。可悲啊！

庄子在批评诸家，其实他自己也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倾向，与老子推崇的“圣人之治”思想相比，庄子更倾向于出世与修身，他对道家思想的贡献超过列子，他对佛教中国化的改造，尤其是禅宗的创建与发展，贡献不逊于老子。

所以，即使深刻洞明如“文哲”，也不可能不借老子之道而另有伸张，与老子的宇宙观和社会实践上的“以道莅天下”思想不同，庄子主要伸张的是“达生”“忘我”“逍遥”的人生观，主张通过“坐忘”“心斋”来达到“外王内圣”的至高境界。

庄子之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庄子和韩非，都有“借壳上市”以伸张自己学说的倾向，自战国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学”之后，诸子百家“以法解老”，“以玄解老”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并推崇。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国齐国创办的，其学术主流是从姜子牙到管仲，直到“田氏代齐”之后，一直奉行的“道法”思想，引入黄帝和老子的“道治”思想，通过整合来诠释治国之道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影响中国学术一个半世纪。

如果说战国时期“老子注”，是诸家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不同呈现的话，那么东汉之后的“老子注”，则更多呈现了以儒解老，以佛解老，或“三教合流”解老的“玄学”倾向。

“玄学”不等于道家学说，其发起者与最初的主要参与者群体是经学家（儒家）。

“阳儒阴法”的现实，儒家思想的时代局限，使士人迷茫。权力倾轧更是爆发了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党锢之祸”，士人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同时东汉的象数学已经固化，假孝廉充斥社会各阶层，名教沦为庸俗说教，于是，躲避政治灾难，寻求适用的学术，催生了“全身避害”的思想。

于是他们转向了《老子》《庄子》和《周易》，并以老子关于“玄”的思想定义其学术”，即超言绝象的“玄远之学”，称老子、庄子为“玄宗”。

既然是出于全身避害之目的，当然要避开政治，致力于“清虚”“玄远之学”，“清谈之学”。

为何把儒释道三教都纳入了玄学呢？

因为魏晋时期，政治腐败，士人们曾经“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豪气干云，“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已被云诡波谲的权力倾轧所取代。士人阶层不得不重新寻求精神归宿，并以《易经》的圣人观来调和儒道，协调“名教与自然”，即儒家与道家、人伦与自然的契合与统一。

“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最高价值，即万物没有外力强制作用与影响下的自然而然状态，而“名教”则是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教和规范。平抑两者关系，就意味着将“自然”人伦化，将“人伦”自然化，拉近两者的关系。

所以，魏晋之后儒家注解的“老庄”，杂入儒家思想，而经学训释则杂入道家思想。

南北朝时期，佛教从方仙道脱离出来，从单纯的“译经”向符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释义”发展，这一时期的佛学特点，正如朱熹所说：“大抵多是老子列子意思”，后来的“禅家最说得高妙去，盖自庄老来”。

佛学加入“玄学”讨论，游走于玄、佛之间，唐代释吉藏在其《中观论疏》中说：支遁创立的“即色宗”，肇公不真空论，释道安的本无论，释法朗的假名空论等，都借玄学的“本末有无论”阐释大乘佛教的性空思想。

佛教与道教都有“玄虚”“有无”思想，南北朝宽松的政治环境，使玄学得以快速发展，佛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广泛吸收道家的“玄虚、有无”思想和儒家的“仁善孝道”思想，后来居上，成为“玄学”主力，自此以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这一局面直至北宋。

后人常将老子列入“出世”范畴，大概源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说的“隐君子”。

但是，司马迁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众人皆“或曰是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没法定夺，于是说了句：“老子，隐君子也。”

但“大隐”就一定是“出世思想”吗？

中国历代著名隐士不下万人，但庄子笔下的大隐士，如广成子、许由、巢父、善卷、石户之农、子州支父、肩吾等，都是庄子为“弘道”而塑造的隐者形象。

庄子追求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所以他笔下的隐士都属于此类人物。

中国的隐士不限于道家，儒家也有，儒家的隐者形象常常与“入仕”相对，即有德才之人因对政治或社会环境的不满，而选择短暂“致仕”，儒家的隐士，有着强烈的“出仕”思想，因此，“隐”是一种等待，为的是“出仕”。

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隐”是“现”的另一种方式，一种积蓄和等待。

《道德经》只是客观陈述大道的属性特征，以及落实在社会实践上的作用意义，所谓的“出世”“入世”是后人强加的。

而整个《道德经》都在围绕着“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展开，以“圣人之治”统揽全篇，强调人主要对百姓“知其雄，守其雌”，“毋以取强”，要“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要“天下多忌讳”让百姓无所适从；要“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不可主宰和操控百姓。

既然如此，为何那么多的人认为《道德经》是修行法宝，并认为治国只是老子思想的“绪余”？

这是“以庄解老”的结果，庄子认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庄子以出世思想诠释“道”，认为道的精华用来养生、修炼身心，大道的细枝末节，边角料，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他强调的是“重生”：保全生命。

事实上，历来的高道、高僧在以修身养性“注老”的同时，不忘记提醒读者，老子之道本是“以道莅天下”的圣人“无为之治”。

比如方仙道开山祖师河上公《老子章句》随处可见“言人君如何如何”，“圣人治国与治身”，“圣人爱养万民”，“谓得道之君”当如何等等。

“张天师”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最具宗教性质，但也不离以下之言：“圣人能不散之，故官长治人，能致太平”，“上圣之君，为道至行，以教化天下”，“王者亦当法道镇制之，而不能制者，世俗悉变为邪矣”。

元代高道，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道坚虽是儒士出身，坚持以儒释道，引佛入道，但他认为：“故善用其意，则西汉以清静治；不善循其边，则西晋以清虚亡”，“是吾师探古史而作，以羲、轩、尧、舜之道者也。”

明代王一清认为，老子之道乃治国治身之道，“老子之道，极深研几圣人南面之术也”……若概以炼养之意释之，则言多乖劣，罔合经旨，然非老子之旨也。

明代四大高僧憨山德清说：“老子言皆真实工夫，切于人事”，“虚玄之谈”则“不得其受用耳。惜哉！”

当然，有人会说：所谓圣人之治这不是文字表面，是比喻，其实质还在于修心养性。

孰是孰非？大概难逃庄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先见之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