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客浔/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部抵达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受到各族各界群众夹道欢迎。
一、历史的回顾 1943年，国民党势力全面伸入后，新疆局势仍不稳定。早在盛世才离新以前，三区民族革命进一步发展了，由巩哈、巩留一两县的范围，扩大到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区，直到玛纳斯河一带。不久，国民党驻三区的5个团几乎全部覆灭，而且伴随着出现了民族仇杀的严重事态。到了1945年时，国民党主持西北军事大权的朱绍良①和主持新疆政权的吴忠信，已经感到穷于应付，一再电请重庆派大员来新。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向重庆发出信息，暗示新疆的三区革命势力，到达玛纳斯河以后不再前进。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②与张治中素有往来，在一次非正式的会晤时，罗申向张治中说：“你们新疆的问题，我们可以作调解的努力。”张治中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蒋这时已有大举进攻解放区的阴谋，但因新疆地处边远，无意再增派军事力量，如能得到苏联调解，求得新疆暂时的安定，亦属胜算。乃于1945年9月间派张治中飞迪化，会晤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及其他有关人士，初步商定了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解决新疆问题的原则。 张治中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后，随即被任命为兰州西北行辕主任③，兼理新疆省政府主席。 1946年，张治中二次来迪化与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等进行谈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签订了和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以及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由于和谈成功和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以及对苏联采取亲善关系，从而使新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势，这对新疆后来和平解放是有深刻影响的。 1947年夏，由于对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处理不当，以致三区人士撤回伊犁，联合政府出现分裂，新疆局势一时又陷于僵持状态。张治中对此深为忧虑，为了防止局势继续恶化，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的必要，因此于1948年秋，建议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④副长官陶峙岳再度来新兼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替代宋希濂。1948年底又建议以原任联合省政府副主席的包尔汉担任主席，来替代麦斯武德，借以谋取三区关系的改善与亲苏的和平局面的确保。这就为后来的和平起义，创造了条件。 张治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国共合作谈判，他的政治思想是开明的。记得他在抗战前夕，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佐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他的这种不拘于固守一面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思想，对长期跟随他的人们，例如，刘孟纯、谈维煦和我个人以及其他同仁，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对于我们后来能积极从事起义的活动，也是有联系的。
解放前的新疆人民
二、和平起义前的酝酿 和平起义的酝酿，是从1949年4月间在分散的个人交往中开始的。 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结束以后，人们认识到：国民党发动“戡乱”战争，已经彻底失败；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 1949年4月中旬以前，一般的人关心的是全面和谈和希望全面和谈取得成功，我们这些对南京当局略有了解，或略知内幕的人，虽然明知南京并无和谈诚意，玩弄和谈是为了求得喘息，准备继续顽抗，但对和谈仍然免不了抱有一丝幻想，特别是张治中飞往北平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是如此。例如，跟随张治中多年的新疆长官公署办公厅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在南京得知中共已同意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前往北平的消息之后，立即飞回迪化，第二天就在新大楼召开大型座谈会为和平作宣传。 我从1935年起，长期与刘孟纯同事，先是同在张治中为教育长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当政治教官。抗战时期，又同在张治中担任部长的军委会政治部工作。刘孟纯是部长办公厅主任，我任第二厅副厅长。在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时，我的工作是帮助收集提供谈判资料。因工作需要，对中共印发的书籍、文件看过不少，由于呈送这类文件均经过刘孟纯，因而在有关国共关系的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经常交流思想，取得共同的认识。1946年，我们随同张治中来新疆，刘在新疆行辕办公厅和省政府任秘书长，我在新疆警备总部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在1946年时称政治部，1947年改名新闻处，1948年改称政工处)，对新疆诸多问题，仍经常交流思想，取得共同的认识。1949年4月初，刘从南京返回迪化后，我们就多次长谈，对时局和前途有共同的感受与和谈设想。特别是南京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张治中被国民党开除出党以后，全面和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这时，刘孟纯和我交谈了北平和谈的经验，考虑新疆的前途，对新疆问题，决心争取走和平的道路，这是酝酿和平起义的开端。 类似刘孟纯和我这样由谈时局出路逐步深入到酝酿起义的个人交往，并非仅仅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也或先或后发生在其他个人关系之间。这些分散的个人之间的活动，很快就汇合成两个酝酿起义的主力摊子：其一是刘孟纯、包尔汉(省政府主席)、屈武(迪化市长)、刘泽荣(外交特派员)、谈维煦(新疆日报社社长)等，为互相联络碰头的一个摊子；另一个是梁客浔、陶晋初(总部参谋长)及总部几个处长等，为互相联络碰头的一个摊子。前者联络范围：包括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省政府及其所属厅、处与市、县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新机关，民族上层人士，并直接控制报纸言论；后者联络范围：包括驻新各军、师、团和供应局、汽车团等单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酝酿的主力摊子，并不是有形的组织，而是一种个人之间的沟通思想主张，交换动态情况的联系。所谓联系范围，同样不是组织，是每个人都在自己工作生活范围与友谊范围内，以个人交往的方式再去联络一些人。 我们开始酝酿起义的时候，对全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意向，是不够明确了解的，因为陶是一个很深沉的人，对任何事情非到关键时刻，并有充分的把握时，是不肯明确表示态度的。 但是起义的决定力量是军队，关键又在部队长官，不摸清楚陶峙岳对新疆前途的看法和打算，我们酝酿和准备起义就很难采取正确的措施。后来经过陶晋初的努力，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答。 陶晋初在国民党的圈子里一向是失意的，他过去在南方时，同乔冠华有过来往，思想有进步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是陶峙岳的堂兄弟，陶峙岳一向把他当小兄弟看待，说话比较随便。根据陶峙岳在陶晋初面前流露的零星谈话，我们知道了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估计，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驻新部队成分复杂，因此为了稳住这支部队，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态度，以防万一有失。陶峙岳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便很容易靠拢了。 摸清了陶峙岳的意向之后，我们心里有了底，也认为他对时局和前途暂时不表态，对那些思想顽固的将领继续虚与委蛇羁縻应付的做法是必要的。他这种做法对我们酝酿和平起义的活动，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因此我们对他内心赞同起义的思想，也一直代为保密，未予泄露。 自刘孟纯从南京返回迪化后，有一天跟我谈起：一般群众，特别是部队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教育，对共产党不了解，对解放区军民生活不了解，因而对共产党抱着怀疑、恐惧、反对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如何改变群众这种思想，以便有一天接受新的情况，使群众有转变思想的准备。刘说，目前可以在《新疆日报》上介绍苏联人民的建设和生活，他还说，这样还可以让苏联和三区了解我们的动向，稳定三区，稳定新疆的和平局面。我说，《新疆日报》是你主管的，你就指示他们这样作吧!当时《新疆日报》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程全楚，他懂俄文，经常与苏领事馆接洽稿件，很快就在报上开辟了这一新的版面。 那时，《新疆日报》上出现了大量的苏联图片和文章，当然在部队里有了反响。为时不久，在警备总部一次会议上，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极其高昂的声调说：“《新疆日报》已经作赤化宣传，不可不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和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跟着帮腔，许多人对此作了模棱两可的发言，才了结这个不愉快的会议。 事后，我和陶晋初商谈，认为许多部队长官思想顽固，很难接受和平解决的前途，如今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三人已经明白表示反对态度，如果与他们公开争辩，势必立即形成对立，他们的部队又分驻在迪化周围，警备总部以及行辕和省政府处在他们的包围圈内，我们今后的活动，非采取隐蔽的策略不可。这个原则意见很快上下贯通了。
陶峙岳讲话
三、大力争取部队起义 经过前一阶段的酝酿，我们对新疆起义的内外环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新疆驻扎国民党军队约80000人(不包括联勤系统)，这是起义的决定力量。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是不愿当炮灰的。虽然他们曾经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但只要经过一番解释，他们是会很快地分清是非的，是会乐意接受和平解决的前途的，也能够在正确的领导下顺从起义的。当时作战部队有三个整编师和八个整编旅，其中有六个旅原属于胡宗南的部队，二个旅属于盛世才的旧部。一个整编骑兵师及所属之两个整编旅，原属青海马步芳的部队。十几个师旅长中，已经有两个师长(叶成、马呈祥)，一个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完全听从总部的指挥，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因此，动员新疆部队的起义，绝对不是总部的几道命令或一二次军事会议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如进行联络劝说，包括宣传教育分化转变等工作。 其二是：新疆酝酿和准备起义，是在距离人民解放军胜利到达地区尚为遥远省分时进行的，而且是在还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或人员出面跟我们接头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因此，我们准备起义的活动万一遇到一时无法克服的内部阻力，或者引起了内部冲突，就会陷于孤立，既不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策略指导，更不能及时得到解放军的实力支援。在我们的西边虽有三区人民革命力量和邻邦苏联，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控制局面，则外来任何形式的军事支援，都将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和危险，甚至导致民族仇杀或国土分裂。我们是否可以停止不动，等待解放军胜利进军到达新疆境内以后，才进行起义的准备呢?不能，绝对不能!如果我们坐着不动，等待解放大军到来，那么，我们内部反对和平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因此，认为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运用稳妥的策略原则，争取在困难中求变化，这是唯一的上策，而为许多人在深思之后所共同赞许的。 我们除了在部队广大官兵中进行为起义作好思想准备的宣传活动外，还在迪化与部队上层人物的交往中联络感情。因为国民党人的私人情感关系，往往胜过政治倾向关系，赞成起义和反对起义的阵线逐渐分明时，我们两个摊子的主要人物就建议多互相请客，既可避免感情对立，也可公开提出你走不走的问题，掌握其思想动态，并进行必要的劝说。例如在宴会的时候，有人倡言时局不时局，我管不着，何如对酒当歌，以图一醉；有人说，我是不走的，静观时局发展；有人说，愿走者走，愿留者留，各听其便，各得其所，但是我们多年的感情，始终是存在的；有的人说，人生几何，所幸在我手里，没有看到新疆国土变色；有人说，要走的话，假如路费不够，可以把自己的汽车、家具留下，建议省政府作高价收买，以壮行色；也有人说，如一旦成行，可派人护送，外交公署可以准备出国护照。类似这样的宴会和交谈，在8月下旬至9月中旬经常举行。这时兰州已经解放，目的无非奉劝思想尚在动摇的人赶快跟上形势；奉劝反起义的人放弃部队出走。 在1949年夏季几个月里，驻北疆部队的中下层基本上是倾向和平的、反战的。驻在南疆的部队，是由副总司令兼师长赵锡光指挥的。由于防区辽阔，部队分散，加之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迟缓，部队情况比较安定。1949年9月中旬，陶峙岳去电密约赵锡光到焉耆会晤，我随同陶到达焉耆，住在第一二八旅旅部。因旅长钟祖荫为叶成亲信，故预定与赵谈话要避开钟祖荫。陶、赵这次谈话是研究起义问题，南疆的准备工作，则全部委托给赵。赵也单独跟我谈了话，他对叶成很不放心。当时，我对叶成此人作了分析：我认为叶成是个外强中干的人，表面上讲话很激昂，办事很严厉，如检查部队内务时，一定要带上白手套，好像很认真，但遇到真正为难的事，就常常流泪哭泣，决不是一个果断勇敢的人。对这种人，是可以用感情软化，化掉他一时的冲动和感情用事。赵当时沉默了一会，表示同意我的分析，对起义也就更有了信心，起义的准备就在全疆范围内统一布置并接近完成了(钟祖荫虽然同意起义，但后来在叶成路过焉耆时，又与叶成等一同出走了。当时，叶对钟说：你这个糊涂人，人家在你旅部开会，你一点也不向我通报!)。
电影《和平将军陶峙岳》剧照。清晰地呈现了起义的曲折过程。
四、起义与反起义的搏斗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的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形尖锐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反对和平起义。从全国形势以及新疆的局势来看，主张起义是正确的，也是为各族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所支持的，因而处于优势地位。但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又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因而酝酿起义初期，在部队内部主张起义的力量处于暂时的劣势，反对起义的力量则处于暂时的优势，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节前段中分析的“环境的特点”和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出的“大力争取部队起义”的根据。随着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解放大军日益接近新疆，随着我们在部队内部进行起义的宣传联络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转向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少数反对起义的头目越来越失去依附，在部队内部也越来越孤立。原来在部队内部处于劣势的起义力量，逐渐取得了优势，而原来好像是优势的反起义力量越来越明显地成了劣势，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双方搏斗的激烈。 1949年8月初，解放军进攻兰州，兰州形势危急。马呈祥、罗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岳表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内调到关内去。而叶成也有这样的请求。陶峙岳当然不能同意，每次提出，均加劝阻。就在他们频频要求东调时，社会上的谣言也很多。有一天公署办公厅负责警卫的人，请准刘孟纯，每天夜晚由警卫营的一部分部队，在东大楼和东花园外围附近各街道和巷口增设岗哨，加强那里的警戒。这个措施刚实行了一夜，罗恕人第二天就提出意见，并说在东花园设防简直是太不相信我了，是要比比力量吗?我们当然给他说几句好听的话，以解释误会。这样，公署办公厅加强警戒的措施也就中止了，而他们内调的要求也没有再提。这些都是现象，真正的内情是，他们要求内调想以此显示他们的力量，明知不行，故作姿态。陶峙岳进行劝阻，不同意内调，理直气壮，等于好心劝他们留在新疆参加起义。他们真的能把部队拖走吗?已经办不到了。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工作，广大官兵再也不愿当打内战的炮灰，而愿听总部的命令行事。这一点双方心中都有数，这才是真的一次比比力量，反对起义的顽固派头头终于比输了。 9月初，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告诉刘孟纯和刘泽荣说：“北京共产党中央决定，就在今年10月1日成立人民政府了，你们的起义活动，要赶在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之前成功，在政治上才能有一个地位。”我们立即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了陶峙岳。 起义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陶峙岳公开表态了。从9月初起，陶开始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谈话，轮番地把他们接到陶公馆，几乎天天谈，夜夜谈，谈形势、谈利害，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认清形势，辨明利害，不要感情用事。与此同时，他们三人也经常聚集在马呈祥师部秘密商量，研究对策，对陶峙岳的劝告，一直不作正面答复，拖了一天又一天。 9月中旬，他们在老满城马呈祥的师部开了一整天的会。据后来他们说：他们认为陶峙岳已经被人包围。他们决定由马呈祥的部队中挑选一队人马，深夜开到城里去绑架陶峙岳。并将公署办公厅和总部处长以上的人统统干掉，把省府系统主张起义的人也杀掉。然后，劫持陶峙岳假借总司令的名义，把部队带往南疆去，继续顽抗。也就在这天晚上，叶成跑去见陶峙岳，把上述情况向陶透露，说是罗恕人、马呈祥正在老满城等他作最后决定，出动部队。陶当即把叶留住进行恳谈，后又找马、罗一起谈，做他们的工作，终于平息了这个阴谋。 三人自设阴谋，叶又来暴露，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分析，他们这个阴谋肯定谈论过多次了，但已没有实现这个阴谋的力量。自己又拿来透露，不过是妄图再试探一下，趁机讨价还价罢了! 就在他们那个阴谋破产的时候，张治中在北京与周总理商量要发电到新疆，敦促新疆部队起义。随即由周总理派邓力群绕道苏联经伊犁来到迪化(邓到迪化约为9月15日——编者)，带来张治中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申灰戌平电(9月10日)，电文主要意思是要新疆马上宣布起义。邓的到来和张的电报，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的起义工作，早已完成了90%，只因马、叶、罗三人不愿参加起义，又赖着不走，以致我们迟迟不能宣告起义。 在邓到来之后，我和刘孟纯又一次谈论这三个人的问题。我们估计：叶成和罗恕人的部队，我们已经从上面基本上控制住了，他们想要单独跳是跳不起来的。马呈祥的部队，我们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部队内部还有一种特殊的封建关系，因此担心马呈祥可能跳蹦一两下。我们分析：马同罗的关系比较好，叶是跟着转的。自兰州、西宁解放后，马已失去了关内靠山，而叶是国民党嫡系军队，在关内还有靠山，他们三人商量事情，总是由叶成最后决定，罗乃是三人中出坏点子的。我们考虑到：这三个人老在一起，要谨防在关键时刻，他们狗急跳墙搞出什么乱子，即令无关大局，也很不好，所以要把工作再做得充分些。 陶峙岳这时虽然天天找他们谈话，重点放在叶身上。因此我提出，我可以找一个人去私下劝说马呈祥，敦促马呈祥先离开迪化，罗、叶就没有戏唱了。刘孟纯同意我的想法，于是，我找了王孟扬。王是回文会理事，又是骑兵第一师的秘书，与马呈祥私人关系密切，熟悉马家底细。我跟王谈了将近两个钟头，我说：“到了关键时刻，靠旁人是靠不住的，例如马步芳乘飞机逃离青海时，马呈祥的父亲要求搭飞机同走，也遭到拒绝。”我又提到，为马呈祥设想，利害关头，什么人都靠不住。他在新疆的什么朋友关系，更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意离开新疆，就不如早走、快走、先走，带上自己的银元先到印度，是他的上策。你是马的好朋友，可以从他的切身利害关系劝说一下。 第二天，我就接到王孟扬的电话说，他已跟马呈祥谈过了，他基本上是同意走的。隔了一天，我在刘孟纯处正在谈论马呈祥的问题时，马呈祥来访，进来坐下后，头一句话就说：“我不走行不行?”我和刘孟纯对这问题没作正面答复。后来得悉他离开刘处就找了罗恕人，决定他两人先走。9月24日上午，我和陶峙岳、刘孟纯、陶晋初等到老满城马呈祥住所为他送行。 在马呈祥、罗恕人一同离开迪化的那天，我布置人去看望叶成，看他不像马上走的样子，好像还有所等待。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估计他可能同胡宗南还有联系。于是，我去电信局找王章权局长，了解目前同关内通报情况。他说：“关内电报由于战局变动太快，对外宣布不通报，但仍有个别电报收发。”我请他注意。随后王章权打电话给我，说是刚收到某地发来给叶成的电报，内容不知。我立即找到许壁府去看叶成的动静，他很快转来告诉我，叶正在发牢骚说，让我带部队到南疆去，迟了，马呈祥、罗恕人都走了，我非走不可。我估计是胡宗南给他打来的电报，所以将此情况转告了陶晋初、刘孟纯。到9月24日晚，正式得知叶将于25日上午离开迪化。是日早晨，我和陶峙岳、刘孟纯、陶晋初，以及总部各处处长到迪化明德路一号叶成家中，表示送行之意。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走后，陶峙岳立即在总部开了一个高级幕僚会议，决定以莫我若任第七十八师师长、骑兵第一师旅长韩有文代理骑兵第一师师长、刘抡元为第一七八旅旅长、罗汝正为第一七九旅旅长、陈俊为第一二八旅旅长。
民族军与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与玛纳斯河畔会师
五、通电宣布新疆起义，迎接解放军进疆 9月25日中午以后，我们许多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下午陶峙岳和刘孟纯在一起拟定起义通电草稿。于9月25日深夜，由电信局王章权找到解放军电台呼号通电，省政府于9月26日清晨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省政府委员在通电上签名，随即发出通电，宣告起义。 起义通电发出后，陶峙岳又以新疆全省警备总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个《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主要说明新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的意义和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起义后第三天，陶峙岳约我陪他到景化(呼图壁)、绥来(玛纳斯)等地去向部队作宣传起义意义的讲话。到景化时，第七十八师副参谋长周茂向陶汇报了师直属部队除个别连队曾一度出现携枪出走的情况外，其它部队一般都表现安定。这一天由他命令集合部队在操场上，听陶宣讲告全体官兵书的内容，并作了补充说明。当时我在台上看到站在后面的部队里，在讲话过半后有少数人在走动，表明部分官兵思想不够安定。我乘便对陶说，讲话宜短，陶就很快结束了他的讲话。我于当天晚上集合在景化的所有政工人员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话，从西北大局形势发展谈起，谈到我们新疆部队，除起义以外，别无出路的种种理由。最后说到新疆和平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次动乱，避免了几十万军民的牺牲，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跟着去到绥来，驻那里的旅长朱鸣刚、参谋长师景岳，听说是陶要集合部队讲话，就问是带枪不带枪集合，我主张带枪集合，以表示相信，不过讲话时间要短，多表示慰问的意思。结果带枪集合听讲，官兵情绪表现很好。这说明部队官兵对起义是赞成的。 在和陶回迪化途中，我对陶说，现在部队里思想仍有些不稳定，要实行改编，仍需要一个自己省悟的过程，陶表示同意。 回到迪化以后，听说驻在景化的第七十八师政工处里有一科长名叫佘伯唐，原来他对起义是不满的。我们到景化那天，他听我在晚上召集全体政工人员讲话时，企图用手枪打我，当时听我讲话口气很委婉，就下不了决心，第二天他因对起义在思想上仍通不过，就预先写了遗书，写出了上述情况，就用手枪自杀了。 起义后在新疆个别地方的驻军、个别部队先后出了一些事情，现在记得的有以下几起： 一、叶成离开迪化路经焉耆时，把已经在通电上署了名的第一二八旅旅长钟祖荫拉走了。顿时部队无人负责，驻在那里的旅直属部队，少数官兵受坏人煽动，发生变乱，抢劫了几家商店，未闻有伤人情况。陶闻讯后，立即派该旅新任旅长陈俊星夜赶到焉耆惩办了为首者，旋即平息。 二、叶成、马呈祥等过阿克苏时，叶成被人打了一枪。由于马呈祥出面讲话表示，如要银元，可留下一部分，后来李祖唐又出来安抚了一下，总算了事。内情究竟怎样，当时未作具体调查。 三、驻景化原叶成师直属部队，有两个连在得知叶成出走和新疆宣布起义的消息后，由连长李文龙带头闹事，打死了营长李明海，胁迫两个连出逃。陶峙岳闻讯后，立即派人带他本人的亲笔信前往劝说，第三天即全部回来了。 四、除以上反起义的事件之外，还有些趁机抢劫的事故发生，重大者有：国民党甘肃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银元从兰州运来了一批，要陶接收。当运到哈密时，陶顾虑到部队以后还要发饷，如这批黄金银元运到迪化，恐被叶成等劫持，故令暂存在哈密。不料事情未能保密，部队中有些人知道。刚宣布起义时，莫我若他调，新任旅长刘抡元在酒泉未归，群龙无首，没有人出来控制部队，严加防范，以致存放在哈密金库的黄金、银元被抢劫一空，酿成大祸，并殃及一部分居民和商行。后来，大多数被劫持的金银被追查出来了。 起义后，不断传来这类不幸的消息，心情非常沉重，盼望解放军早日来接收部队，思想总感到我们这次起义，事前没有谈判过条件，面对着部队内部出现这些新的思想问题，无法进行教育，面对上述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也不知如何处理，特别涉及军民关系问题，不及时处理或处理稍有不当，都可能引起新的问题，部队一天未被接收，出现了问题，理应由我们负责，只有接收了，我们才能解除责任。
新疆党政军领导彭德怀、王震、张治中及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检阅解放军、三区民族军和新疆起义部队。
10月初，陶峙岳得到王震司令员的通知，他同郝家骏去酒泉会谈归来之后，知道王司令员将于10月中旬来迪化，心中才有个底。于是积极地和各地联络情况，并与起义前来到迪化的刘振世(当时任第一兵团高参，后任农七师师长)，在陶晋初家中商筹集中汽车到酒泉接运第一兵团第二军去南疆，接第六军第十七师到迪化。接着胡鉴团长率装甲部队一个团于10月20日来到迪化。于是人心大定，这时才觉得起义工作已经完成，个人心情无比愉快。 1949年12月底，起义部队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陶晋初任参谋长，我被发表为第二十二兵团高级参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①朱绍良当时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②据《张治中回忆录》420页，当时苏联驻华大使为彼得洛夫。 ③据《张治中回忆录》421页、446页，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到1946年4月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④其前身为西北行辕。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一章 新疆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