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0月（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顷刻之间，起义如同燎原之火，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清朝统治者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起义爆发之后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便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同时，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而在西北，清廷立即启用多罗特·升允为陕甘总督，总理陕甘一切军政事宜，以保西北不失。谁知很快就影响到了陕西，新军起义后迅速占据西安，陕西巡抚钱能训出逃，守将文瑞自杀谢罪，身为陕甘总督的多罗特·升允也被迫逃往甘肃避难。为争取多罗特·升允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新军顾问雷恒炎单骑闯营，前去劝说清军易帜。
这雷恒炎进入升允大营后，还没有来得及向他劝降，就被升允下令斩首。紧接着，升允树起“勤王”大旗，率领精锐甘军击败了正群龙无首的陕西新军，一时之间，升允军势如破竹，连下二十余城，很快就到达西安城下，并占领西安。
此时的升允还在部署更大规模的进攻，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宣统逊位的消息传来后，升允所部深知清室大势已去，主将升允也成了山穷水尽的孑然孤臣，下属拒绝升允的出战命令，升允就此兵败。
升允痛哭流涕，自称“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要自刎殉国，被下属救起，回到北京后，升允一直不忘复辟大业，屡次拉拢蒙古王公大臣，进行复辟活动，这些逆时代潮流的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
多罗特·升允，字吉甫，出身于蒙古镶黄旗，因功被清廷特赐多罗特公。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多罗特·升允出京为官，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与陕甘总督等地方要职。
1913年在策动蒙古“勤王”失败后，升允东去日本谋求国外力量支持复辟，并于日本参加了宗社党。升允归国后，居住在青岛沂水路3号，他并不甘心做寓公，而是为复辟清廷四处活动，尤重走日本路线。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军队向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发起进攻，日本占领青岛后，升允等均受到日军的保护。这时，升允又转向投靠日本。其间，升允和溥伟、善耆做为宗社党骨干，往来青岛、旅顺等地，不断进行复辟活动。
当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岛浪速帮助招募和训练了一支秘密军队，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岛赶往旅顺“阅兵”。他们企图以这支军队为冒险的资本，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呼应。升允曾去信，煽动八宝札布打起“勤王”旗号，有日本浪人参加，在满蒙一带进行骚扰活动，一度进犯张家口。善耆与升允本来就一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是不惜卖身投靠日寇的。后来，善耆的女儿金璧辉做了卖国的日本间谍，就是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
升允为了复辟清廷东奔北走，颠沛流离，尤其是在主政西北十余年来以来，更是煞费心血，但终于一事无成，不免心情郁悒，渐染疾症，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31年9月升允急病攻心，病亡于天津，时年73岁，停灵在北京东直门外的延寿寺。
升允死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以褒奖这个一辈子忠心清室的孤臣。升允女婿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铁良给升允的挽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辛亥之乱，第一忠臣”，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把他比作是诸葛亮，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