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名为＂功德林＂的特殊监狱。这里不是普通的监狱，而是一个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特殊场所。在这里，关押着8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他们都曾是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将领。这些将领中，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有的则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然而命运弄人，他们最终都被关进了功德林。在经过漫长的改造后，7人获得特赦重获自由，但其中1人却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8位将领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在功德林中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那位被枪决的将领又是谁？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折射出了怎样的时代背景？
一、功德林的前世今生
功德林最初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北京城外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院占地面积达到两万余平方米，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群组成。寺院四周环绕着古老的银杏树，每到深秋时节，满地金黄，景致优美。
1912年，北洋政府为解决监狱不足的问题，将这座古老的寺院改建为宛平监狱。改建工程由当时的司法部主持，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外观特色，但内部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僧人的禅房被改造成牢房，庭院中新建了围墙和瞭望塔，庄严的佛堂也变成了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
1914年，宛平监狱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这一时期，监狱主要关押普通刑事犯。监狱内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囚犯们每天必须参加劳动改造。监狱内还设立了工厂，囚犯们在这里学习木工、铁艺等技能。
1949年初，华北军区军法处接管了这座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监狱。考虑到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备的监管设施，军法处决定将其改造成专门关押和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犯管理所。为了体现对战犯的人道主义政策，监狱恢复使用了＂功德林＂这个充满佛教色彩的名字。
功德林改造后的布局经过精心设计。原有的单人牢房被改造成可容纳两到三人的房间，安装了供暖设备。院落中开辟了菜地，既可以让战犯参与劳动，也能改善伙食。藏经楼改造成了图书室，配备了大量书籍和报刊，方便战犯们学习。
监狱的管理制度也与普通监狱有所不同。战犯们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自由活动，允许进行适当的文体活动。每个牢房都配备了桌椅和书架，保证战犯有基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监狱还专门设立了医务室，配备了医生和护士，负责照料战犯的健康。
功德林的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它位于北京德胜门外，距离城区较近，便于上级机关进行管理和指导。同时，这里远离闹市，又有厚实的围墙和严密的警戒系统，确保了监管工作的安全性。德胜门外的交通便利，也方便战犯家属前来探视。
从1949年开始，功德林陆续关押了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些将领大多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被俘的高级军事主官，其中不乏黄埔军校的早期学员。他们虽然身份特殊，但在功德林中都要遵守统一的管理制度，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
二、八位黄埔一期生的履历档案
在功德林关押的八位黄埔一期生中，李仙洲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1894年出生于山东，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1924年，他以在职军官的身份加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李仙洲表现突出，被任命为连长，此后一路升迁，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徐远举则是八人中军衔最高的。他曾在淞沪会战中指挥部队，后来担任第四十九军军长。在四川剿匪期间，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造成大量平民伤亡。1949年，他在西南战役中被俘，由于其在战争中的暴行，他被关押在功德林的特别监区。
廖宗泽是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曾在滇西抗日前线担任过第六军军长，指挥过多次对日作战。然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却在云南制造了多起惨案。1950年初，他在昆明被捕，随后被押解到功德林。
张耀明的经历颇具戏剧性。他在黄埔军校时就表现出色，毕业后很快升任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他率部协助八路军作战，立下战功。但在抗战胜利后，他却追随蒋介石反对解放军，最终在湖南战役中被俘。
周浑元的案例也很特殊。他早年在黄埔时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后来担任过军统特务机构的要职。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参与策划过多起暗杀行动。1949年，他在撤退途中被俘获。
杨树庄的履历较为低调。他主要在地方部队任职，担任过广东省保安团团长。虽然军衔不高，但因为参与过多起镇压革命活动的行动，同样被列为重要战犯。
刘戡则是八人中最为特殊的一位。他不仅是军事将领，还是国民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在抗战时期，他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与阎锡山关系密切。他在山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分化瓦解共产党的政策。
王叔铭的背景较为复杂。他早年在黄埔时就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但在后来的战争中，他多次改换门庭。他先后在各派系势力间周旋，最终在东北战役中被俘。
这八位将领虽然都出身黄埔一期，但他们的从军经历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有的则在内战中犯下严重罪行。他们被捕的时间、地点和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在战场上被俘，有的是在逃亡途中被捕，还有的是主动投降。
每位战犯入狱时，功德林都会建立详细的个人档案，记录其军事履历、政治背景、作战经历和具体罪行。这些档案不仅是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之后对他们进行改造教育的参考资料。
三、功德林中的特殊时刻
功德林的第一任典狱长是曾在延安工作多年的老革命张明远。他采取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每周都会与战犯进行面对面谈话。在一次谈话中，徐远举向他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在院子里种菜。张明远同意了这个请求，并将院子一角辟为菜园，这成为了功德林最早的劳动改造项目之一。
教育活动在功德林占据重要位置。每周二、四、六上午都安排了政治学习课程。授课内容包括时事政策、革命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1950年春，功德林特别邀请了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来做报告，让战犯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李仙洲在听完报告后，主动要求订阅《人民日报》。
战犯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步规范化。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就寢。每天有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可以在院子里散步或做简单的体育运动。伙食标准虽然不高，但保证了基本营养，每周还能吃上两顿肉食。周浑元因为身体不适，还获准在饭菜中加入中药调理。
1951年初，功德林开始实施家属探视制度。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时间为半小时。张耀明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来探视时，管理人员特意延长了会面时间。探视期间，家属可以带来适量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但需经过严格检查。
功德林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图书室里不仅有政治理论书籍，还有大量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廖宗泽在这里读完了《红楼梦》，并写下了读书心得。每个月还举办一次读书会，由战犯轮流主讲，分享读书体会。
1952年夏天，功德林组织了一次特殊的文艺活动。战犯们自编自演了一台节目，包括独唱、朗诵和小品。刘戡用京剧腔演唱了《智取威虎山》选段，赢得了管理人员的掌声。这次活动后，文艺小组成为了固定项目，每月举办一次演出。
战犯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改变。最初他们按照军衔高低分成小群体，互不来往。但随着共同劳动和学习，这种隔阂逐渐打破。杨树庄擅长园艺，主动教其他人种菜技术。王叔铭会说几句东北话，经常和狱警聊天，充当其他战犯与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桥梁。
然而，战犯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积极参与改造活动，有些则持消极态度。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就出现过激烈争论。对此，监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态度积极的战犯分散安排，以带动其他人。
功德林还设立了奖惩制度。表现好的战犯可以获得额外的户外活动时间，或者增加家属探视次数。1953年，监狱还专门设立了＂改造积极分子＂评选活动，获选者可以在牢房里挂一面小红旗。这种方式调动了战犯们参与改造的积极性。
到1954年，功德林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从早请示到晚汇报，从劳动改造到政治学习，从文化活动到家属探视，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为战犯的思想转变创造了条件。
四、七人获特赦重生
1955年，中央政府开始对表现良好的战犯实施特赦政策。功德林的八位黄埔一期生中，首个获得特赦的是李仙洲。在服刑期间，他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并写下了大量认罪书和悔过书。特赦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市政协工作，负责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
张耀明的获释过程颇为曲折。由于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相对积极，加上在功德林期间表现突出，多次在政治学习中发言，他在1956年初获得了特赦。出狱后，他回到湖南老家，在当地文化馆担任顾问，主要从事抗战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廖宗泽的改造态度也很积极。他在功德林期间编写了一部《滇西抗战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历。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滇西抗战的重要史料。1956年夏，他获得特赦，随后被安排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
周浑元的特赦来得较晚。作为前军统要员，他需要交代大量历史问题。在详细交代完所有问题后，他于1957年初获得特赦。出狱后，他在北京一所中学担任历史教师，专门讲授抗战史。
杨树庄因为涉案程度相对较轻，且在功德林表现良好，特别是在农园劳动中表现突出，于1956年底获得特赦。他回到广东后，在一家农业研究所工作，将在功德林学到的种植技术用于实践。
王叔铭的特赦过程相对顺利。他在功德林期间学习刻苦，还自学了俄语，经常为其他战犯翻译苏联报刊。1957年春，他获得特赦后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
刘戡是最后一个获得特赦的。由于其政治背景复杂，且在山西期间采取过多项反共政策，审查过程特别严格。直到1959年，他才最终获得特赦。出狱后，他在太原的一家文史研究机构工作，主要整理晋绥抗战史料。
这七位获得特赦的将领在重获自由后，都经历了一个重新适应社会的过程。他们大多选择了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远离政治和军事。每年春节，他们都会收到功德林管理人员的慰问信，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
1960年代初，这些特赦人员还组织过一次聚会。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他们回忆起在功德林的往事。李仙洲带来了自己整理的文史资料，张耀明展示了他收集的抗战照片，周浑元则讲述了他教书育人的经历。
特赦后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他们都获得了新的人生价值。有的致力于历史研究，整理战争史料；有的投身教育事业，为年轻一代传授历史知识；有的则在农业技术领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经历成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缩影。
这七位获得特赦的黄埔一期生，大都活到了1970年代末甚至1980年代。他们中有的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有的参与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为历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五、徐远举的最后时光
在功德林服刑的八位黄埔一期生中，只有徐远举未能获得特赦。作为四川剿匪时期的重要指挥官，他在剿匪行动中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些行为被记录在功德林的档案中，成为他无法获得特赦的主要原因。
1955年，当其他战犯陆续获得特赦时，徐远举仍在功德林服刑。他被单独关押在特别监区，每天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一个小院子里。这个院子里有一片菜地，是他最初提议开辟的。在这片菜地里，他种植了各种蔬菜，特别是四川的特色品种，如青椒和小白菜。
1956年初，功德林的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徐远举获准参加更多的集体活动。在政治学习课上，他经常被要求回顾历史，交代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他详细描述了剿匪期间的具体行动，包括焦山战役和大巴山剿匪行动中的一系列事件。
1957年，徐远举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经常无法进食。监狱派专人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并定期请医生诊治。在这期间，他开始写回忆录，记录自己从黄埔军校到被捕的全部经历。这份回忆录后来成为研究国民党军队历史的重要资料。
1958年夏天，徐远举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监狱特别为他安排了一间医务室，配备了专职护士。他的三个子女获准轮流前来探视。在与子女会面时，他叮嘱他们要好好生活，不要因为自己的过去而自暴自弃。
1959年初，徐远举的病情出现严重恶化。功德林派出专车，将他送往北京的一家军队医院治疗。在医院期间，他继续完成他的回忆录。这份手稿详细记录了黄埔军校的早期情况，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和内战时期的重要战役。
1959年春节前夕，徐远举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监狱领导专程到医院看望他。在病榻上，他表示愿意将个人收藏的战时文件和照片全部捐献给国家档案馆。这些资料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关于川军的作战记录。
1959年3月，徐远举在医院病逝，终年65岁。按照他生前的要求，骨灰被安置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公墓。他的追悼会很简单，只有家属和监狱代表参加。会上宣读了他的遗嘱，主要内容是关于个人文献资料的处理方式。
徐远举去世后，功德林的工作人员对其遗物进行了清理和整理。在他的牢房里，除了大量的笔记和手稿外，还保存着一些战时使用过的军用地图和作战日记。这些材料后来被移交给军事科学院，成为研究民国军事史的重要史料。
他生前写的回忆录经过整理后，分为军事、政治和个人三个部分。军事部分详细记述了他参与的主要战役；政治部分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个人部分则包括了他对黄埔军校早期历史的回忆。这些资料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