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这一孤悬于海外之域，终为清廷所收复。彼时，郑克爽、刘国轩等率众归降。收复台湾之举意义重大，康熙皇帝为彰显功绩、激励臣属，对相关人员论功行赏。其中，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此次战事中功勋卓著，于受赏之列位居榜首，获封三等靖海侯，且享有世袭罔替之殊荣。
在清代异姓爵位体系中，三等侯爵并非极为罕见。然而，御史于稽考相关史料时察觉，有清一代，施琅所获三等靖海侯爵位的价值非同寻常。自康熙二十二年起，直至清朝覆灭，靖海侯爵位一脉相承，共历十三代传承。
通常而言，世袭罔替的爵位，多数皆可延续至清末，此乃常见现象。然施琅所获靖海侯爵位却颇具特殊性。究其根源，关键在于施琅家族于台湾地域所形成的深远影响力，以及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享有他人所无的经济特权。
【施琅收复台湾之功劳不能泯灭】
施琅身为前线主要将领，凭借其卓越的海战才能，于收复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占据关键主导地位。从历史资料可知，彼时清廷在水师提督人选的抉择上，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除却施琅，朝中竟难觅其他足以胜任此要职之人选。
从正史记载可见，康熙及诸多朝臣对施琅心存顾虑。基于此，施琅被安置于京城，授予内大臣之职，此职位并无实权。值得注意的是，施琅在这一闲职上持续任职长达12年之久。
若康熙帝未施行收复台湾之举措，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推断，施琅极有可能于京师平淡度日，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而绝无契机在历史典籍中书写辉煌篇章。
施琅之功绩，绝非仅囿于军事层面。台湾收复后，朝堂官员与福建督抚等，曾向清廷建言，欲将台湾民众内迁，继而弃守台湾。此等主张在彼时颇具影响力，就连康熙帝对此态度亦呈游移之态。
据《清史稿·施琅传》所载，施琅熟稔台湾之情形，曾呈递奏疏。
在历史进程中，台湾地区早期处于中原王朝正式管辖范围之外，境内原住民部落杂居，尚未被纳入国家版图体系。然而，彼时已有众多华夏子民悄然迁徙至此，繁衍生息，人数不下万余。彼时，郑芝龙于海域之上肃清海盗势力后，将此地占据作为据点。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朝廷招抚，此后，该区域被借予荷兰殖民者作为通商贸易之地。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占据台湾，聚集各方流亡人员，对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这种局面历经传承，直至其孙郑克爽时期，前后持续达数十年之久。
此外，从战略考量出发，当地方势力决定纳土归命之际，后续的善后规划务必严谨周详。若采取弃置土地、迁徙民众之策略，鉴于运输工具——船只数量有限，却需渡运数量庞大之民众，若无数年之功，实难完成此项艰巨任务。再者，该地域先前为荷兰殖民者（红毛）所占据，若处置不当，他们极有可能趁虚而入、再度盘踞此地。届时，其必定会对内陆地区暗中窥探，进而蛊惑人心，引发诸多不稳定因素。
施琅秉持坚定立场，明确主张不可弃守台湾。在此建言的有力推动下，康熙皇帝经审慎权衡，终作决断，于台湾部署水师官兵。翌年，清廷进一步完善对台治理架构，设置一府三县及一名巡道，实现对台湾地区的全面统筹管理。
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层面审视，施琅对国家的贡献不容小觑。然而，后世对施琅的评价却存在争议。同样是实现台湾回归之举，郑成功获尊为民族英雄，施琅却未能获此殊荣。
【施琅和他的家族成了台湾的土皇帝】
台湾与大陆因海峡相隔，其治理环境相较于大陆腹地更为复杂。为有效掌控台湾局势，康熙帝鉴于施琅在台湾地区具备显著影响力，遂决定令其继续统兵驻守台湾。此举在性质上与清朝入关后吴三桂、尚可喜等三藩的情形类同，施琅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
古人云：“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施琅在台湾治理方面，举措失当。其制定政策，严禁内地民众赴台时携带家眷，致使民众只能只身前往台湾。
此外，施琅鉴于惠州、潮州地区民众多有涉海之况，遂明令禁止其与台湾进行往来。一方面，针对广东客家籍人士，因其所处区域“海盗”滋生且该地民众与郑氏多有联系，施琅严厉禁止其渡台；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地区民众的渡台行为，亦施以严格限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
此政策意在阻止民众于台湾落地生根，其后续影响致使台湾地区女性数量严重匮乏。从这一层面而言，施琅针对台湾的治理举措，在客观上成为了阻碍两岸交流互通的关键因素。
依据既定规制，台湾设府之后，其地方行政与民政事务理应由地方官府担责。但彼时台湾官员品秩较低，致使地方官府在推行各项举措时，需先行呈请施琅定夺，而后方能奏报朝廷。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台湾整体的行政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服务施琅及其家族。
施琅出身行伍，时值明末清初的动荡时局。彼时，他曾两度归降清廷，其声誉在当时便存争议。施琅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有所欠缺，对财物颇为热衷。虽不能径直判定其为贪腐官员，然而，步入晚年后，其行为多以敛财为导向。
在康熙朝恩宠庇佑之下，施琅家族于台湾地区诸多行事，颇失民心。彼时，南台湾堪称膏腴富庶之地，施琅凭借所握权力，大肆兼并，竟占据南台湾垦辟土地之近半数，此区域遂以“施侯租田园”名之。
据野史笔记所载，施琅家族于每年仅地租收入一项，便可达数十万两白银。此情形若为一时之态，尚不足为奇。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直至清末，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跨度里，施琅家族始终享有此项丰厚收益，地租数额从未有过减少。
施琅后裔中，出仕为官者数量可观，多数于京师及内地诸省任职。以其子施世纶为例，其乃康熙年间颇具声名的廉吏之一。施世纶得以秉持清正廉洁之风，与其家族雄厚的经济基础存在紧密关联。
尽管施琅后裔于内陆任职为官，然台湾地方官府秉持旧有的制度体系，在每年特定之时，均会足额交付施氏家族历代靖海侯所应享有的田租。
从经济收入层面审视清朝历史，在众多异姓贵族之中，施琅家族的经济状况独具优势，无人能出其右。基于此，御史经严谨考量，认定施琅受封的靖海侯堪称“大清第一侯”。进一步而言，即便以一等公之爵相置换靖海侯之位，依常理推断，施琅家族亦不会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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