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李瀚
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缺点。身处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深感“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深感这几年党的会议没有对党的建设给予一定重视。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前后，他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建设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成果。
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要庸俗化”
1957年以后，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领域蔓延开来。在这样的氛围中，部分领导干部片面追求高指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将党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抛诸脑后。与此同时，由于党的领导制度还不够健全，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渐被侵蚀破坏。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61年3月29日，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指出：“近几年我们的民主空气有损伤，不敢讲反面的意见。”12月2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恢复和发展党的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是当时不正常的现象之一。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但这种威望也容易造成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1957年以后，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毛泽东只言片语、个别词句当教条，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比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只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还有些文章对个人与集体领导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党风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他曾经在山东、天津考察时谈到过，后来在中央有关会议上也谈到过。1960年3月24日下午，他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后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都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3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主持天津会议时，又谈到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针对出现的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他说：
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针对有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
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在3月25日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个人和集体领导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从1957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陷入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风气日盛。这既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也不利于保证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在当时情况下，邓小平强调党中央集体领导，提出要合乎实际地评价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作用，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他的这些讲话，实际上触及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下，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与邓小平等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同的是，林彪等人却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要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这就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了。
对林彪的做法，曾长期与林彪合作共事的罗荣桓表示了反对意见。1961年4月30日，罗荣桓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等。对这些不同意见，林彪听不进去，之后还伺机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面对与林彪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罗荣桓打电话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书记处同志都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林彪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引起邓小平警觉。这也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党的建设的重要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错误批判，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要“庸俗化”。这成为后来他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1971年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后，1972年8月3日，下放江西的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觉得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也是同样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后不久，在约见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和她的孩子们时，对罗荣桓儿子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
1975年9月至10月间，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两次插话，指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包括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问题上。他指出：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正是从反对割裂、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入手，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为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归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轨道上来作了有力铺垫。
在七千人大会上发挥“特殊的作用”
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再加上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国从1960年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经过一年多调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了“鼓足干劲，统一思想”（邓小平语），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七千人大会”由此得名。会议整整开了28天。七千人大会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方法上深刻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最终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后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从右至左：邓小平、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周恩来、朱德在会议上。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后来评价说：“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中呢，他的位置也很特殊啊，起的作用也很特殊。”
一是，他负责准备此次会议，主持和参加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1961年11月6日至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问题。会议在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强调粮食上调任务重。上调粮食遇到困难，调不上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开会。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他在其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和陶铸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同，并提出还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会。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邓小平是七千人大会的“首倡者之一”，对会议的召开“的确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开好七千人大会，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检查了1958年以来中共中央所发的所有文件。后来形成一个形势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提出首先一定要正视当前国民经济所存在的严重困难；对于困难所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因此，现在应该在认真总结近几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进行调整工作，力争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吴冷西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邓小平的这个形势报告，实际上为七千人大会定了基调。
起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是会议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报告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从1962年1月1日起，改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但邓小平始终参与此项工作。在主持和参与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顾不上过新年，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期间多次主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和通报大会各小组对报告稿的反映及讨论情况，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稿的意见，讨论修改报告稿。此外，还对报告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比如1962年1月18日，他在发言中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1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这个报告的中心问题，一是总结了十二年主要是最近四年的经验，二是提出了现在的主要矛盾，三是专门讲了党的问题。这个报告中有那么几个核心问题，特别是方向提得对不对，经验总结得对不对，这是关乎全党很重要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间，他（指邓小平）跟少奇同志合作得非常好，是他跟少奇同志一起，起草大会的主旨报告，讲的过去四年犯的错误，提出集中力量搞调整，争取两年里面恢复国民经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报告中既讲了党作为执政党所取得的成绩，也讲到了所犯的错误。在讲到党的错误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少奇和小平同志敢于代表党承认党自己的错误，敢于纠正党的错误，这是无私的，完全是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这是他们经历的一次考验。”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形成，为七千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是，他就党的问题，特别是执政党建设问题发表讲话，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等重要观点主张。
1962年2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首先指出，我们党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邓小平接着指出，最近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是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受到削弱；就全党来说，“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
邓小平分析说：这几年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使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如何恢复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提出：“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以及学习理论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
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他指出，这几年党的生活中存在严重缺陷，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又有集中过多的问题，计划指标过高是造成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邓小平指出，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他表示，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
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是对他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阐述的有关重要思想的丰富和补充。与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七千人大会的重要理论成果。
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反响很好。当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听了小平同志关于党的问题的讲话，讲得很朴素，切实，公道，使人听了很舒畅。”1987年二三月间，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在广东深圳、珠海等地调研期间，还要求学习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认清这篇重要讲话对指导我们工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89年11月，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肯定邓小平这篇讲话“讲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结果全国形成一股劲，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到1963年情况就好转了，把吃饭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
邓小平2月6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的思想。他说：“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这个问题。”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邓小平立即着手抓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监督的问题。
2月12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党的监委必须加强，并提出了加强的办法。他说：“在党内搞些同中央委员平起平坐的监委，就做调查研究和提意见，这对工作有好处。中央可以把监委扩大，搞一二百人的监委会，有些中央委员也放在监委，中央委员会开会，监委列席。”“各级也都搞比较大的监委。”
◆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2月28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加强监察工作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对各级监委的扩大和组织结构、职能等，提出了方案。他提出：现在县监委委员每县五至七人，共一万多人，都是兼职，考虑搞一些专职的县监委委员，每县四个专职，就万把人。中央设想搞二百人，省级分大、中、小，可以每省二三十、三四十人。中央各部委也可以派监察小组，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中央监委的成员；省可以在所属机构设监察小组；地委可以在必要时派。各级监委基本上是专职，少量的是兼职。他就监委的职能说：“专门去查压制民主或分散主义的事。什么都可以管，就这个主意。”他还提出：“将来可以考虑由党代会产生中央监委委员，生活待遇按原有级别。政治待遇、看文件、开会，同中央委员一样。省、市、县都应如此。现在监委委员仍由党委会产生，受同级党委领导，服从上级监委指导。要多强调同上级监委关系的一面。撤销监委委员要经上级党委批准。”
邓小平还提出搞一个监察委员守则，以规范监察工作。他说，监察委员权这么大，随便讲话和随便斗争也不行，又是钦差大臣又不是钦差大臣。
按照邓小平上述意见，中央书记处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草稿）》，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定》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决定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这些规定，对于加强党的监察机构的建设，加强党的监察工作，更好地发挥监察机构的职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决定》出台后，邓小平仍然持续关注党的监察工作。1962年11月29日，他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与会人员，并在讲话中指出：“鉴于执政党的地位，要有个对立面，要加强监察机关。监委增加编制，党的机构不能削弱，要有人做经常工作。监委与党委的关系问题，监委对同级党委的问题要反映情况，监委有权反映，是职责范围。”他还主张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并根据高级干部与一般党员、干部的特点区分不同的监督方式，指出：
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
邓小平还提出建立起干部监督和管理的日常工作的想法。他要求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并强调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
在当时党内阶级斗争气氛日益浓厚、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加强党内监督无疑是富有远见与胆识的。这些思想也成为改革开放后他推动党内优良传统与正常政治生活恢复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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