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敦颐担任分宁县的主薄，有个案件久审不决，但他到了任之后很快就结案了。后来他被调到南安担任司理（负责一州司法的官员），有个囚犯按照法律不该判死刑，但转运使（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的官员）王奎一定要重重地治他的罪，致他于死地。周敦颐竭力与之争辩，王奎不听。一怒之下，周敦颐扔下手板，打算弃官而去，并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如此这般还当什么官！杀人来讨好他人，我不做这样的事！）听了这话之后，王奎猛然醒悟过来，最终将那囚犯放过了。
分宁即今天江西九江市下属的修水县。主薄，为地方各级政府主要官员属下的掌管文书的佐吏。康定元年（即公元1040年）周敦颐担任这一官职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年纪轻轻，但他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行政能力——这里主要是指他断案方面的能力。
比起周敦颐的一定的行政能力，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为人的正直：他调到南安（今福建泉州属下的县级市）担任司理，在某个囚犯罪不当死，但转运使王逵希望严厉惩处其人的情况下，他居然据理力争，居然与王逵走了顶水！我们能够想象的是，鉴于两人地位上的差距，像他这样目无领导之人，是有可能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的——也不光是不讨人喜，而且可能讨人嫌，让当领导的从此对你另眼相看，长时间冷落你，甚至给你小鞋穿。
周敦颐应该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知道了但却依然这样做，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愿“杀人以媚人”——亦即徇私枉法，屈从上级的旨意讨好上级。而这一点与他在自己的散文名篇《爱莲说》中强调的自己的价值追求高度一致：在他的笔下，莲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德。莲是这样，周敦颐何尝不是如此？须知，在旧时的官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普遍现象，而对自己顶头上司王逵，周敦颐竟然敢于“抗旨”，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坚持依法惩处，无疑与他如莲一般高洁的个性有关。
一个人仅仅乎说得冠冕堂皇并不难，但要说到做到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比如说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一些官场中人，嘴上也讲“为人民服务”，但真正做起来却变成了“为领导服务”、“为人民币服务”，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之类。这样的人是不是与周敦颐相比，差距有些大？并且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周敦颐可是封建时代的封建官员呀，就连他都能坚持“吾不为也”这样的操守，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的某些人民公仆们来说，观照之下是不是该感到脸红？是不是该向周敦颐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