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军统组织,在人们的认知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暗杀,刺杀什么事都干。但是大家要知道,军统对外狠辣,对内更是严格。军统的家法就是活着进入军统,死了离开军统。
万事总有例外,今天的主人公——葛明达,就是最侥幸的一位。
葛明达的身份也非常不简单,他生于1914年,1933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为报效祖国,他考入了黄埔军校,属于黄埔第八期骑兵科。2年之后,葛明达毕业,他没有被分配到骑兵队,因为学历较高,就被分配到国民军事委员会,担任军训教官。
1935年,怀揣着理想,坐着火车来到上海,给华侨中学学生当军训教官,就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老乡——陶一珊,开启了他惊心动魄的军统之旅。1938年1月,葛明达、陶一珊在长沙偶遇,这个时候葛明达还是一个小小的副官,陶一珊就保证,一定给他重新安排,让其在长沙耐心的等待。
可以,时间飞逝,陶一珊就像失踪了一样,一直都没有消息。
一直到1939年春节,一位友人复旦大学军训助教——金数云,带来一个封来自陶一珊的信,大体的意思让他们两位都到湖南“军事委员会交通技术研究所”去工作。
葛明达喜出望外,第二天就登上轮船。
在船上,葛明达迎来一场艳遇。
一个娇滴滴的美女,对其搭讪“长官,你一个人旅行不寂寞吗?”,原来这位小姐,是一个军官的小妾,看到英俊潇洒的葛明达之后,动了情。两人的关系也很快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两人天天欢宴,所有消费都由女子支付。
来到湖南之后,葛明达遇到一个朋友,深切地告诫他“交通研究班”就是一个魔窟,是进得去出不来的鬼门关,但是倔强的葛明达还是想闯上一闯。
但是进了鬼门关,葛明达才知道了其中的真相。
原来戴笠一直想办一个大型的特工培训班,1935年1月就已经开始准备,最初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虽然后来经过多次改名,但是为了招生方便,对外宣称这是一个“交通技术研究班”。
葛明达所在的班级,戴笠派去工作的否特工尖子,比如余乐醒,贺元,徐永年等等,这些人要么是苏联留学生,要么是共产党的叛徒,而介绍葛明达的陶一珊,就是这个班级的总队长。
这个班的生源也非常复杂,大部分是流亡学生和失业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各军种组织保送的。尤其是胡宗南,从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拨出60名女生,总数高达1000多人。尽管后来学生们都知道上当受骗了,但是已经欲退无门,只能隐忍。
训练班的内容一般入伍训练和专业训练。
而余乐醒负责特工常识,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听这一门课,其中包括情报、行动、侦查、化妆、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总之一句话,包罗了所有特工工作的基本技术。
当然,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刑具实验课。
根据葛明达回忆,他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面,武装人员随便抓了一家人,诬陷他们是汉奸,一家三代都没有逃脱,被当成刑具试验对象。
第一个受刑的是老头,刑具是老虎凳。第二受刑的是老妇,刑具是竹签。
更加悲惨的是,老头的儿子被用烧红的铁链锁住全身,皮肉当场烧焦。儿媳妇被脱光了衣服,用长针刺入乳头。当要将小孩丢入滚烫的油锅中,一家四口人异口同声地承认了他们是汉奸。
在场的几个女学员脸色惨白,几乎晕了过去,而葛明达也吓出一身冷汗。
不久,在关帝庙出了一场闹剧,葛明达差点被枪毙。
在训练场河边,有一个河堤,余乐醒为了讨好戴笠,取名:雨农堤。
夏天非常的炎热,为了训练学员的意志力,他们会集体在广场上露天吃饭,而且必须穿好制服,席地而坐,吃饭时间只有10分钟。
有一天,正好葛明达担任2大队4中队的值星官(也就是执勤),年轻气盛的他,还没有去广场就感到热的难受,于是自作主张让队员们,脱掉蓝布制服,一律穿着白衬衫短裤,一路小跑到广场就餐。
他们到广场之后,所以人都惊呆了。
总值星官杨清植,立即火冒三丈,直接向前喊道:把这个目无纪律的小子给我关起来!
葛明达辩解道:我有什么错,不明不白的关押我。
杨清植更为气愤:公开违反纪律,这蓝布制服,是可以随便脱的吗,如果不严办你,我们军统还有什么铁的纪律。
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个闹剧:余乐醒带领训练班的所有人,全部跪在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前,一言不发,一直跪着。
一直到有的学员问道:余主任,究竟是何意?
余乐醒回答道:早上雨农堤,发生的事情,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吗?葛明达无视我们铁的纪律,我们怎么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怎么对得起蒋委员长?
于是,有人纷纷喊道:枪毙他。也有人说道:必须请示戴老板,才能做最后决定!
到了这里,大家就应该很清楚,军统内部也不是铁桶一块。
葛明达也知道,拆翅南飞,只能等待死亡。
但是一等就是好几天,根本就没有消息,这期间黄埔军校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有一天,政治指导员吴某,突然来了,两人还下了几盘棋,吴某走之前,还问他需要什么,直接说!
葛明达也没有客气,直接要了:鱼肉,香烟。又过了两天,那个吴指导员又来了,并告诉葛明达,可以走出禁闭室,但是不能跑的太远。
从事情结果上来看,葛明达的事情,一定上报了戴笠,那么戴笠为何没有动屠刀呢!
其实,这与训练班的两大派系有关,葛明达之事,仅仅是一个导火索。
训练班分两派,一个是浙江警官学校,一个是黄埔军校。
陶一珊,也是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训练班的总队长,只是还没有到任,余乐醒,杨清植,想在他到之前,打击一下黄埔系的威风。因此两人发电报给戴笠,想枪毙葛明达以肃班纪。
但是,戴笠早就意识到这些,于是就压着不处理,防止余乐醒一派过分的膨胀。两周之后,余乐醒也感觉有问题,这绝对不是戴笠的作风,于是就借坡下驴,想了一个计策。
他把葛明达叫来,说有一个任务给他,把一份文件送到汉口,文件上写着:汉口日租界南小陆一号,洪渺先生亲启。
葛明达准备乘船到汉口之时,遇到了一个老同学——陈作珍,他暗中告诉他:洪渺,就是戴笠的化名。
这一下,葛明达更加忐忑不安,逃是不可能的,只能听天由命,继续送!
谁能想到,见到戴笠之后,戴笠说道:你是葛明达,八旗骑兵科,你在训练班闹得满城风雨,按照我们的规矩,你早就万了。看你还年轻,又是同科。这样吧,我看你不适合我们的事业,还是回军队吧,军队也需要你这样的人,以后记得要安分些。你到军统局找李肖白,他会交代你如何做,去吧!
当天下午,葛明达见到李肖白,寥寥数语,大体意思是:戴老板统一你离开军统,条件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要严格保密,否则不管你到了那里,军统都有办法处死你。
从这里看,葛明达能或者离开军统,纯属侥幸,一方面是戴笠要平衡手下派系,另一个方面,戴笠记挂这一点同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