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人民公社是遍及全国农村的组织制度——根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兼具了政权管理和农业组织的功能。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人对于“公社干部”、“工分”等事物多少有些陌生了，但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人民公社制度也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人民公社的干部

人民公社最早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自从新中国实施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以来，农业生产从原本的家庭手工模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向，为人民公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58年，《红旗》杂志最先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自主持起草了“六十条”，公社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也逐步趋于完善。从此，这种新型的组织模式大规模推广开去，形成了“公社大无边，几亿农民归它管”的局面。

人民公社实质是在国家扶持之下，对农村劳动力加以有效的组织和合作。公社不但部分地承接了国家政权的作用，对于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也有推动建设之责。

实现了这些功能，公社的一大特征却是“低成本运行”，这一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干部收入和待遇”这个细节上。

公社本身是行政管理单位，设有党委、管委会、人武部、妇联等机构，既然有机构就需要有干部。这些干部属于转正国家干部（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公务员），行政级别最低为26级，拿的是国家财政下拨的工资。

大队设有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民兵队长、妇联主任等职位。最基层的生产队则设有生产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等职位。

听起来职位不少，但人力成本却并不太高，因为多数干部的收入实际上比起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也高不了多少。大队干部也好、小队干部也好，照样要拿工分，团支书和妇女主任都是兼职的，而且基本不脱产，因此维持这个三级体系运转的成本就压了下来。

生活标准和劳动标准

有亲历者回忆七十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专职干部被称为“吃商品粮的”，一个公社中这样的干部寥寥无几，也就两三个人。大部分干部来自各个大队的临时抽调，这些干部的主要报酬就是在原生产队拿的一份工分，每个月再有几块钱的补贴。

除了少量的专职干部外，公社一级还设有被称为“八大员”的职能岗位，如机械员、农技员、植保员、水利员等等，这些人的收入也同样是拿工分，每月再有六块钱的津贴。

公社干部被要求不能脱离生产，五十年代毛主席曾经发出“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的严厉措辞，各地也制订了严格详细的干部劳动制度。

例如公社三级干部的劳动量应服从“三二一”标准。也就是以全日劳动的天数来计算，公社干部每年劳动不低于100天，大队干部不低于200天，小队干部不低于300天。

在社员的评价中，也会认为那些干起农活来和普通劳动力没什么两样、事事冲在最前面的干部，才是大家都认可的“好干部”。干部除了要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之外，晚上还常常需要开会商量工作、进行协调，而这些晚上开会，是不记上工分的。

什么是工分？

要谈到人民公社的制度和运转，“工分”是不可能被跳过的一个专有名词。

工分，曾经被称为“社员的命根”，因为在人民公社这个体系下，工分可以说意味着生活所需的一切。普通社员日复一日地劳动，最直接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挣工分，因为只有挣到了足够的工分，才能换取到作为劳动报酬的各种生活物资。衣、食、住、行全都靠工分，在这一点上，普通社员和公社干部都一样。

因为人民公社的机制就是如此，将所有农户组织在一起，统一生产统一分配，这就是被称为“一大二公”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农户不能随意出外走动，外出之前必须请假，平时需要服从生产队安排参加集体劳动，劳动的报酬就以工分的形式体现出来。当然工分本身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最终还是以粮食、农副产品和少量日用品等实物作为抵充，而不是使用现金方式。

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在上交国家征购粮食、留下种子和必要的备用粮食之后，再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实物和现金进行分配。

所有这些实物最后都要折款，以便与工分值挂钩进行分配。

那么在有些公社，干部拿到的补贴也以工分形式体现，具体多少则在社员大会上决定。一般来说，队长拿到的补贴不会超过一千分，组长的补贴大约两三百分，而一个好社员一年大概能挣到三千分以上。

到了具体分配的时候，工分的重要性便充分展现出来：分配时先看每户的工分总额，再按照“人七劳三”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人七”指的是报表上的“人分粮”，按照本户的标准人数分配，一般占据每户所得粮食的七成左右。“劳三”就是跟工分直接挂钩的部分，按全家的工分总额分配，通常占每户所得粮食的三成。

这两项加起来，就是每户人家每年总决算分配的粮食。如果某家年内已经分到的粮食不足总决算数量，那么就需要补齐；若超过，也需要退回。

公社干部的其他职责

从人民公社的运转、分配模式不难看出，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全队社员的生活能否温饱幸福。因此，公社干部多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农民或者退伍军人担任，看重的是既重视生产又愿意奉献的性格特质。

所有干部中，大队支书由全大队党员大会选出，其他干部由各小队代表大会选出。这些候选人的人选由公社等机构提名，通常都要经过事先充分摸底，这样才容易获得大多数社员的同意。否则即使进了候选列表，如果社员们都不选或者选的人少，那么这个干部也同样当不上。

在公社的日常运行中，干部需要负责的事情虽然以农业为主，但也并不等于只有农业生产。某种意义上，人民公社也具备了类似工厂的部分职能。公社配备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技术人员，公社的结构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和推广也十分有利——新技术的学习和磨合之初难免会有试错成本，但这一成本如果分摊在公社的范围之内，承担失败和风险的强韧度比起家庭来说是要高出许多倍的。

总结说来，农业集体学习新技术，成功率远高于单个家庭，集体也更易于承担学习成本的，新技术一旦学习到位投入使用，在一个公社内部获得的受益也会更高。而新技术学习和推广过程中的组织工作，同样也依赖干部来推动执行。

三种干部

在那些年，农村流行着一段顺口溜，用来形容公社制度之下三级干部不同的典型样貌——“公社干部叉着腰，大队干部披个袄，小队干部扛把锹”。

公社是三级结构中最高的一级，公社干部下到生产队来了，往往肢体上都会带出“派头”和“气势”，不管检查工作还是安排计划，都显示出权威严肃的样子。即使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时时刻刻“叉着腰”，但各种指点下达指令也是免不了的。

而大队干部毕竟大多数就是本村土生土长的人，甚至家里的房子和耕种的土地就在附近，和乡亲都十分熟识知根知底。这一类干部当然不太会展现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出现时往往身上会披着棉袄。为什么是披着而不是穿着？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时时切换，披上棉袄就是处理村庄大小事务的干部，一旦有需要亲自动手下田，他们也能甩掉棉袄直接干活。这类干部也被人描述成“半脱产干部”，这个描述很能概括他们的共同点。

而小队干部“扛把锹”的造型，也多少有些彰显自己勤劳肯干的意思。社员们为工分干得苦，我身为干部也同样要干活，并没有搞特殊的意思。

劳动力动员的意义

在新中国起步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期，人民公社是一种作为主要政策推广的模式。其目的主要是强化对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动员，将此前那种家庭小农生产方式升级为集体劳动方式，充分地将劳动力资源动员起来，实现农业增产。而在当时中国并没有太多资源可以用于农业领域的前提下，实现增产的主要手段就是增加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劳动投入。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任务。

美国经济史学家德怀特·H·珀金斯经过研究后认为，印度也曾经做过若干农村工程规划，计划将农闲时期的空余劳动力调动组织起来，去开垦丘陵土地、修建水利灌溉工程或者修路修桥，但这些项目中有许多都以失败告终，剩下的也都靠着中央政府或者国际机构的大量资助才得以存在。

这是因为这样的工程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之处：如果在私有制大背景下修筑一条渠道，主要受益者是土地靠近渠道的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远离渠道的人，对于修不修渠道往往表现得兴趣缺缺。因此，要动员剩余劳动力本身并不是一件碰碰嘴皮子就可以完成的事。

然而在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许多类似工程，却因为成功废除私有制、通过公社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劳动与利益结合的问题，绝大部分获得了成功。这一结果是其他国家、其他时代背景下难以复制的。

结语

到八十年代初，一纸分离乡镇政府和人民公社的通知由中央下发，文件中规定了各地建立乡镇政府的最后时限——1984年底之前。

这一通知的发布，同时也标志着持续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终结。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对于许多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公社”并不是一个容易产生直觉联想的词汇。但这个制度因服从国家工业化进程需要而生，以集体劳动的力量实现农业增产，确保农业的剩余产出能够跟得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需要。这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在特定的一段发展时期中承担的历史使命。

信息来源：

人民公社社员的活命“工资”：粮食；《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1期

人民公社有什么好处；2004年12月28日；11:28 人民网

人民公社；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