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青年黑格尔派紧密相关，因此，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要放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整个兴衰过程中理解。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经历了由“加入”到背叛”的转变过程。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曾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并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坚持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随后，马克思在遭遇了《莱茵报》时期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后，动摇了此前的从自我意识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构架；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初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这一转变表明，马克思开始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致力于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但是，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还未深入到自我意识哲学这一根本，而主要是针对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所提出的政治解放之局限。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明确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本身。在［黑格尔批判］中，马克思揭露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一问题上的非批判性，并且主要针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对群众的蔑视与批判进行了再批判。
这一批判任务开始于《1844年手稿》，后在《神圣家族》和《形态》中完成。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发动批判是基于当时无产阶级实践的需要。
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追求思想中的宁静，反对实际的斗争，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此而言，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与恩格斯结成了革命战友关系。
可见，马克思曾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盟友与同路人，马克思又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与青年黑格尔分子渐行渐远，并逐步地清算了他们思想上的错误。
因此，可以说，在“回到马克思”的研究中，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逐步跳出了思辨的唯心主义泥潭，最终走向了现实的人的解放。
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去世后，德国经历了一场变革，即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青年黑格尔派侧重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宄，他们首先将黑格尔区分为“秘密的黑格尔”和“公开的黑格尔”，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
一般说来，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始于施特劳斯，后主要以鲍威尔为旗手。
同时，二者又都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前者从客观方面出发，抽取“抽象的自然”实体，后者从主观方面出发，抽取“自我意识”，分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哲学进行了批判。
在［黑格尔批判］一节，马克思考察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批判，说明了两者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即二者的批判都以黑格尔哲学为自己的“母亲”，都是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原则的倒退。
由此，在这一节，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最终深入到了黑格尔那里，即通过剖析《精神现象学》进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本身进行批判。
施特劳斯“实体”观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施特劳斯根据“实体”来批判黑格尔哲学，是在宗教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就当时的德国而言，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其中政治领域荆棘丛生，而宗教作为德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反封建的斗争一开始是在宗教领域进行的。
此外，黑格尔哲学作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将宗教与哲学调和起来，从而为封建统治祝福。
在黑格尔死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第一个起来批判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1835年，施特劳斯出版了《耶稣传》，在这本书中，施特劳斯强调，“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只能随着我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自我解放而增长”。可见，施特劳斯注重宗教上的解放，进而探索人的自由之实现。
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对宗教进行了历史批判，从而对摧毁宗教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主要阐释了以下观点：第一，福音书中的故事并非具有历史真实性，而是一种神话传说；圣经中的耶稣也并非是所谓的神，而是一个平凡的历史人物。
第二，施特劳斯进一步指出，圣经中的神话传说以及作为信仰中心的耶稣之所以产生和形成，乃是由于早期的基督教社团中的成员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将神话故事中的成分添加到了耶稣身上，由此塑造了一个救世主的存在。
在他看来，宗教神学尽管是由某一个人所陈述的，但也并非是这某一个人的有意识的产物。
因为宗教之所以得到人们的信仰，并不是个人的作用，个人不过是“表达这种普遍信念的喉舌”。因此，施特劳斯将福音神话归结为基督教社团中的成员们集体的无意识的创作。
第三，由于施特劳斯把神话故事归因于“普遍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因此，施特劳斯也就将宗教的起源归结为“实体”，也将历史归结为“实体”的自我运动。
只不过，在施特劳斯那里实体变成了纯粹的、自为的精神。并且，施特劳斯还认为这一自我运动的“实体”不可能在某一特殊的宗教中彻底完成，因此反对黑格尔将基督教看作是绝对的宗教，而认为基督教仅仅是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由此，施特劳斯在对宗教进行历史批判的过程中，赋予“实体”以重要地位，并从“实体”出发，批判黑格尔哲学。
总之，施特劳斯以“实体”哲学为基础对宗教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动摇了宗教的基础，间接地反对了当时的宗教统治，因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耶稣传》一书的出版也“成为德国思想界观念变革和理论变革的前导”气此外，施特劳斯对宗教的历史批判对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耶稣传》的出版促使黑格尔哲学内部思想阵营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正如恩格斯所说，《耶稣传》成了黑格尔哲学解体的“头一个推动力”。
鲍威尔就是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鲍威尔还曾指出，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发表之前，黑格尔的信徒们安静地停留于观念中，但《耶稣传》的出现使“思想的雷电就袭进了观念的王国，打破了幻梦”。
此外，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也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恩格斯在1839年10月的一封书信中就曾赞扬施特劳斯摧毁了宗教的“根基”和“历史基础”。总之，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依据“实体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标志着青年黒格尔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施特劳斯的历史批判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给宗教及其统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同时，又由于施特劳斯还是用思想因素，即“普遍的抽象的自我意识”，来解释宗教起源，从而又退回到了斯宾诺莎的单纯的“实体”立场上，也因此并未从根本上说明宗教的根源。
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等著作中论述了“自我意识哲学”，从而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在同施特劳斯的“实体哲学”进行争论的过程中阐发的。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在进行宗教批判的过程中，都反对黑格尔将基督教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但二者的反对又并不完全一致。
鲍威尔不赞同施特劳斯的观点，并明确表示“实体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火焰。而自我则在这火焰中焚除自己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此外，在鲍威尔看来，《圣经》中的故事也并非是团体的无意识的产物，而是福音书作者出于一些宗教的目的故意编撰而成的，因此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在一定意义上，由于鲍威尔确立了自我意识的根本性地位，将其视作宗教的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基督教及其神圣统治的地位。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提出“实体即主体”的观点，他认为，“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
而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哲学范围内的争论。他们各自抽取一个因素，以此相互攻讦。在这一意义上，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有其片面性，他们分别就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发挥。
此外，鲍威尔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主观方面出发，坚持自我意识的绝对地位，以此反对黑格尔哲学。
因此，鲍威尔和施特劳斯的争论使得黑格尔哲学的缺陷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暴露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
就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批判而言，他们不仅没有真正地批判黑格尔哲学，反而还深深地陷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受到黑格尔哲学的束缚。
他们“都还深深地陷在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基地内”。在［黑格尔批判］一节，马克思也主要针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表明，它不过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漫画式完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在德国的这一最后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总之，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始终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而是激进地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因此，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对黑格尔的批判并非是对黑格尔的超越，而是一种倒退。并且也正是这一倒退，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得以放大、暴露。马克思在经过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哲学的中介之后，最终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批判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