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
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苏格拉底思想体系也一样，其来源与他生活的时代和思想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苏格拉底从公元前469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处死，可以说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由盛到衰的全过程。
苏格拉底出生时正值希波战争时期。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500年的米利都暴动，终于公元前499年的《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
希波战争在世界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希腊人免遭波斯帝国的奴役，也改变了雅典的国际地位由于雅典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因而建立起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该同盟不仅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得到经济上的保证，还促进了雅典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使雅典进入黄金时代。
苏格拉底的青年时代，正处在伯里克利执政的黄金时期。
人们可以直接参加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当时的雅典人确实是自还可以通过抽签选出的这些被选出的人都要在任期内向人民汇报。
雅典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公民间平分政治权利，并吸引他们参加到国家生活中来。”伯里克利还实行公职津贴，公民在军队服役有薪水，参加陪审法庭，出席公民大会、议事会等都有津贴。
这有利于贫苦公民参加政治生活，并对贵族特权起到了抑制作用。伯里克利还使国家各种权力机关相互制约，形成一种比较复杂的运行机制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雅典黄金时代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状况，无疑会对年轻的苏格拉底产生重要影响。但到伯里克利执政的后期，希腊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给雅典带来巨大的物质损耗许多城市沦为废墟，庄稼惨遭焚毁，大量的橄榄树和葡萄园遭到野蛮砍伐，无数的钱财珍宝付之一炬原有的经济联系也被割断，急需对其进行重新定位。
仅在战争开始的五六年内雅典就耗费了二十年的积蓄—一万塔兰同。
战争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尤其是担负兵役的平民阶层，他们不仅要在重甲步兵中充当重任，还要服役于海军。
在雅典遭鼠疫侵袭期间，死亡的居民人数不少于四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损失必然对提洛同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雅典的人口需要补充。
土地所有者、工商业主、人民大会成员、陪审法院和众多政府机构的人员急需补偿。
“破产和无产的公民数量不断增加，他们不愿意从事劳动生产，更喜欢依靠国家和城邦不劳而获，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城邦对于公民必须拥有自己的产业并成为孜孜不倦的劳动者的传统观念。
在一些希腊城邦出现了一批无产且不愿劳动的特殊公民—人们通常称其为‘流氓无产者’。
这些饥饿、失业的人拥有公民权，可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并参与法院的工作。
他们代表着那些不安分守己、极易被煽动造反的大众，可以说这些人是希腊各邦持续动乱和冲突的根源。
“最糟糕的是军事失利后接踵而来的道德堕落。背信弃义、贪污腐化、残酷无情等是冲突最后几年之中当务之急的弊病。”
在战争期间，“雅典人甚至将米洛斯岛的所有男性居民全部屠杀，将妇女和孩子变成奴隶”。
公元前404年，和平协议生效后，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三十僧主”政府上台执政，他们采取恐怖手段“将激进的民主派分子驱逐出城邦。
把他们安置在比雷埃夫斯港，并且通过大量态意、妄断的死刑和没收财产继续羞辱他们”。
三十潜主政府主要依靠斯巴达守备队的支持。
斯巴达人的作威作福、潜主们在雅典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居民的强烈愤慨，而不久前他们还享受着民主体制的福利。
在雅典，反斯巴达的情绪在不断高涨。娜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十潜主”集团被武力驱逐出境。
一个新的民主政权重新建立起来—但雅典的民主制已失去昔日的辉煌，逐步走向衰落。
雅典的由盛到衰必然会使苏格拉底进行反思，必然会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其特有的思想。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法律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时，雅典人认为人的精神应该是自由发展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安排生活，但在社会生活中公民应遵守存在的秩序，自觉地服从法律。
同时，“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
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知识、价值和思想技巧在变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带到公共广场上去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
它们不再被当作权力的保障而秘藏在家族传统中，它们的公开化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注解、阐释、反对意见和激烈争论。
从此，讨论、辩论术和论战就成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
当时的宗教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宗教领域，除公共祭祀之外，一些处在城邦边缘，以奥秘为宗旨的社团也发展起来了。”新兴的秘密社团只在纯粹的宗教范围内活动。
在城邦中，秘典传授从此只能带来“精神”的变化，不会造成政治影响。
这些秘密宗教“确立了一种个人得救的宗教，其目的是不依赖社会秩序而改造个人，使个人获得新生，脱离普通人的身份，进入另一层面的生活”。
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很大的智者学派的探索与这些教派的追求也不谋而合。
智者的教导和神秘宗教的启示都是希望从内部改造人，让人更加完美，成为近乎神的超凡的人。
智者的原意是“智慧的人”。智者派大多是智慧超群之士。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那戈拉、高尔吉亚。
他们是公元前世纪中期以后到雅典以传授辩证法、修辞学和文法即“三艺”为职业的教师。他们教育活动的着力点是提示受教育者的政治智慧与辩论术，来适应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
“他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使一件事情办得通”。
智者学派被称作古代希腊哲学的启蒙主义，与一切启蒙主义一样，它们有着明显的思想解放作用。
他们鼓吹感觉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哲理的背景正是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向道德哲学的原因也是演一说家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理论写照，人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这就要看修辞学、辩论学的技巧还是苏格拉底以社会和人本身为中心进行道德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总之，苏格拉底的思想来源比较广泛，既有特定的时代因素，也有特定的文化氛围因素。
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未创学园，但弟子众多未留著作，却影响深远。
苏格拉底的思想也不限于道德哲学范围，还涉及政治、法律、教育及美学等领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德尔菲神庙的一句名言。
苏格拉底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认识一切，弄清人类的认识与神的智慧的界限、相互关系及意义。
因此，这句名言不是指个别现象，而是指人类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个原则。
认识自己实际上是要求深入人类本身，而关于自然事物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或各种增进能力的技术，永远都存在着使我们改变方向的危险。
这样，“认识你自己”就成了苏格拉底用来反对智者非分之想的利器。
因为智者派称他们懂得一切人能懂得的事情，而实际上他们不懂得本质，充其量只懂得“使用’，的技术。
苏格拉底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深入探讨标志着他从自然哲学向道德哲学的转变。这样，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成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和他所有谈话的主题。
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的转变不是瞬间完成的。年轻时的苏格拉底也曾被当时认识自然，研究自然哲学的热情包围着。
但他的前辈—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自然哲学原理对自然现象做出的解释不能让年轻的苏格拉底感到满意。
他开始对自然哲学感到苦恼，同时也做出了自己不适合这种研究的自我批评。
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现象的真正成因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神的智慧和力量，脚〕说得通俗些，天上和地上的事物。
它们的生存和毁灭，以及万事力一物的差别，都是神特意安排的，用自然哲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只有神能解释清楚这些自然现象。
因此，研究自然界是读神的，人类认识的中心应是“认识你自己”，而不是探讨万物本原。
这样，苏格拉底的认识论不仅有神秘色彩，而且使认识问题转入了一个新的范围。
苏格拉底借助于“概念”在神与人之间架起了哲学的桥梁。
从表面上看，与自然哲学家相比，苏格拉底在神的问题方面后退了一步，恢复了神的权威，但也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
因为苏格拉底设计的神与人之间的概念联系，使传统的神学题目进入哲学的领域。
苏格拉底的哲学观既区别于智者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又有别于以往自然哲学家的观点。
这种哲学观促进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形成。
并把哲学从自然哲学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把它从自然科学研究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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