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朝朱珪】
朱珪，其祖籍系浙江，后寄居于顺天之地。乾隆十二年，朱珪荣登进士之榜。自乾隆中期以降，朱珪凭借自身出众才学与良好声誉，于士林之中崭露头角，渐被视作读书人群体之翘楚；同时，在官场领域，亦获广泛认可，被尊奉为学识渊博之鸿儒。
乾隆四十二年，朱珪奉诏入值上书房，承担起教导皇十五子颙琰学业之重任，颙琰即日后登基之嘉庆皇帝。在此期间，颙琰对朱珪之渊博学识与卓越才具深为倾慕，尊崇有加。两人于授业解惑的过程中，情谊日笃，建立起了深厚且真挚的师生情谊。
乾隆朝晚期，时年六十四岁的朱珪，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衔，外任两广总督。其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彼时，嘉庆帝建言，太上皇乾隆遂谋划调朱珪入京，擢升为内阁大学士，另委以新职。
嘉庆登基之初，形同傀儡，朝中大权实则掌控于太上皇之手。彼时，太上皇身旁的宠臣和珅，深知嘉庆帝与朱珪情谊深厚，故而敏锐察觉，若将朱珪调入京城，自身权势地位恐遭冲击。
在和珅蓄意构陷与操弄之下，朱珪旋即被改任为安徽巡抚。于清代职官体系中，以内阁大学士之衔出任巡抚一职者，朱珪堪称独树一帜，绝无仅有。朱珪虽遭此变故，仕途受挫，然而和珅此举亦彻底触怒嘉庆帝，致使自身陷入险境，为日后之凄惨结局悄然埋下隐患。
乾隆帝龙御上宾之日，嘉庆皇帝旋即颁旨，急召朱珪入京。待朱珪抵达京城之际，嘉庆帝亲往城郊迎迓，师生重逢，不禁涕泗交流。
嘉庆帝亲政伊始，朝堂之上不乏颇具威望的股肱之臣，诸如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等元老重臣均尚在朝中。而朱珪相较之下，资历稍逊一筹。鉴于此，为避免可能产生的非议，嘉庆帝并未任命朱珪进入军机处任职。
然而，这并未对朱珪于朝廷中的地位造成任何影响。在嘉庆四年至嘉庆十一年的七载时光里，朱珪无疑是朝堂之上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彼时，嘉庆帝对其极为倚重，在处理军国大政之时，每每皆向朱珪垂询意见，对其建议亦无不采纳。
朱珪辞世后，嘉庆帝特予其“文正”这一谥号。朱珪一生际遇非凡，深得嘉庆帝之笃信，君臣之间情谊深厚且始终如一。在嘉庆朝众多汉族大臣中，朱珪所受恩宠堪称无出其右。
【道光朝曹振镛】
曹振镛籍贯为安徽徽州，出身于当地名门望族。至嘉庆帝统治后期，曹振镛已踏入权力核心圈层。尽管彼时其尚未处于权力的最顶端，然而，他无疑是嘉庆皇帝为继任者道光皇帝精心储备的元老重臣之一。
道光帝登基伊始，便对托津等亲贵大臣予以抑制，转而着重提携曹振镛与穆彰阿。曹振镛于学识方面堪称卓越，在为官之道上更是深谙世故，极为精明。其倡导的“少言慎行、勤表忠敬”理念，对后世诸多官员的行事准则产生了深远影响，几近成为官僚群体奉行的圭臬。
然而，若从个人品德与治国理政才能的维度进行考量，曹振镛相较于朱珪，实难望其项背。曹振镛之所以能获君主恩宠，关键在于其善于阿谀奉承之术。道光帝以崇尚节俭闻名于史，在此背景下，曹振镛敏锐捕捉到皇帝这一特质，于公开场合刻意将官服与官靴缀满补丁，以此作为迎合之举，进而博取圣眷。
道光皇帝秉持守成理念，缺乏宏阔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其治国方略侧重于维系国家的平稳态势，力求社稷安宁。然而，彼时的局势已然严峻。国内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错综复杂且根深蒂固，难以轻易化解；与此同时，列强环伺，以觊觎之心窥视华夏大地。在这一关键时期，宰辅曹振镛奉行报喜不报忧的为官之道，致使朝堂之上言论禁锢，政务氛围陷入万马齐喑之态，严重阻碍了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与应对时势的积极变革。
于道光帝的认知体系中，曹振镛堪称凤毛麟角般的贤能之才，故而道光帝不吝各类殊荣，多次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以彰其绩。从相关史实推断，若曹振镛身为汉族官员，依照当时的封爵制度，获封一等公爵亦在情理之中。
曹振镛薨逝后，道光帝伤痛至极，特颁旨意，赐予其“文正”谥号，并追赠太傅之衔。然而，这位在道光帝眼中备受宠信的臣子，实则多以逢迎谄媚为能事。如《清史稿》为曹振镛立传时，竟难以枚举其显著功绩。尽管如此，无可争辩的是，曹振镛确为清朝时期极受宠遇的汉臣之一。
【咸丰朝杜受田】
杜受田，籍属山东滨州，出身于名门世家。于殿试之中，其成绩斐然，位居二甲之首。道光皇帝赏识其才，予以着重栽培。道光十五年，杜受田奉诏入值上书房，承担起教授皇四子学业之重任，这位皇四子，便是日后登基为帝的咸丰皇帝。
道光帝晚年，册立储君一事成为其政务之重难，致使其于皇四子与皇六子间权衡踌躇，长达十余年之久。在此漫长时段内，宫廷之中暗潮涌动，两位皇子为储君之位悄然展开角逐。值得一提的是，杜受田以皇四子之师的身份，卓秉恬以皇六子奕䜣之师的身份，分别在这场争储博弈中扮演了参谋角色。
相较于卓秉恬，杜受田虽资历稍浅，然谋略方面却技高一筹。在数场攸关重大的考核进程中，杜受田凭借其过人的智谋，屡屡献出奇策。这些策略成效显著，使得道光帝最终毅然做出立皇四子为储君的决定。
从客观视角审视，咸丰皇帝在能力与才华方面，相较奕䜣存在显著差距。其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杜受田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咸丰皇帝对这一情形洞若观火，在登基即位之后，旋即给予杜受田以极为优渥的待遇。
自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伊始，国家诸多重大政务便悉由军机大臣负责规划与谋议。然而，咸丰帝登基之后，朝堂之上呈现出一种颇为特殊的状况。咸丰帝对军机大臣的信任程度有限，遇有各类事务，往往倾向于向杜受田咨询。在咸丰朝初期，虽杜受田并非军机大臣之列，却在实质上担当起朝廷最为倚重的参谋核心角色，对朝廷政务的决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于朱珪，杜受田在咸丰帝心目中所获宠信程度似更为显著，其君臣关系犹如刘备与诸葛亮那般契合。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杜受田于咸丰元年溘然长逝。此变故对咸丰帝而言，不啻于痛失股肱，致使其悲痛万分。
杜受田辞世后，咸丰帝下诏特赐谥号“文正”，追赠太师之位。不仅如此，咸丰帝还敕令内大臣与御前侍卫负责护送其灵柩归乡。为保障灵柩归程顺遂，特赐金镐、玉锹，寓意归途中无论遭遇山川险阻，还是其他障碍，皆可予以排除，确保灵柩顺利归葬故土。
在清朝的历史脉络中，杜受田所获皇帝之宠信，堪称独一无二。若其身为满族且于后续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能建立一定功勋，依照当时的封爵制度，获封王爵并非全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