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石达开见战损过大、强渡江北不成，便率部撤离长江南岸之忠州、丰都一线，往西直趋江城涪州（今涪陵）而去。
见石达开挥师西进，似有攻打涪州之企图，唐友耕、唐炯急忙率所部川军抢先入涪州府城助守，刘岳昭部湘军随后亦驰至，内外夹击太平军，两军鏖战、相持近10日，石达开不得不再次撤围西走，往攻綦江。
几乎在同时，在长江北面的李短鞑、蓝大顺（即李永和、蓝朝鼎）余部在川军的凶猛围扑下被迫放弃新宁（今达州）、垫江， 夺路北逃陕西。至此，云南昭通回军残部与石部太平军会师的企图梦碎，两军渐行渐远，南北夹江呼应，相互策应、支援的大好时机也一去不复返。
石达开攻綦江时遭遇清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敌人援军又源源开至，遂再引军西去，仍无法冲破清军封锁线北渡长江，于是改变计划欲扩大战区，以打乱湘军、川军部署，撕开一道缝隙，创造强渡江北的机会。（铁马冰河wu作品）石达开挥师入川之初，川督骆秉章和其首席幕僚刘蓉制定的计划是重在防守，以阻断石达开抢渡至江北的意图，为加强力量，骆秉章利用他和湘系集团的密切关系 ，借调来大批湘军入川助战。
湘军是太平军劲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朝廷经制之师八旗、绿营的干城地位，而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绝对主力。湘军虽然凶悍善战，以“结死寨，打呆仗”名噪天下，但对身经百战、谋勇兼具的石达开却畏惧三分，于是频频露出怯战之态——
“石达开号为有谋善战，楚军畏之如虎，自窜蜀来无敢撄其锋者，而刘岳昭（军）尤庸劣”。《成山老人（唐炯）自撰年谱》
虽然湘军对石达开颇为忌惮 ，但仍然完成了防守长江、阻截石部太平军北渡的战略重任。
同年4月至12月间，石达开运用上述战略，先率师转战川南各地，用运动战与紧追不舍的湘军、川军周旋，却因所部新附者多乌合之众导致战斗力严重下降而屡遭挫败，负责跟踪追击的湘军曾传理、刘岳昭部和川军唐友耕部因屡获胜利而信心大增，惧怕石达开的心理也随之大减 ，士气倍增。
兵败川南后，石达开被迫率军折往贵州，先后进攻遵义、仁怀、大定等州县，又被已病逝的贵州巡抚田兴恕旧部沈宏富（沈从文祖父）率麾下剽悍敢战之镇竿军所阻，又遭挫败，损失不轻；乃西窜云南之镇雄、昭通，再兵分两路杀回四川，试图“使官兵不能兼顾”，以便趁乱强渡抵达令其心心念念的长江北岸。
但湘军以及骆秉章的川军布防严密，日夜警戒，并派军克复被太平军攻占的高县、长宁，使石达开既无法北渡，又失去立足喘息之据点。石达开仍不死心，他督军在叙州所属的横江、双龙场一带构筑壕垒和坚固的木城，一为抵抗清军进攻的依托，二为抢渡金沙江的跳板。老谋深算的骆秉章窥破了石达开的战略意图，以极快的速度调集湘军、川军主力寻踪直趋横江 ，与石达开军对峙 ，并以重金诱降石达开部将郭集益、冯伯年，约期里应外合，聚歼石军于横江一线。
1863年1月8日，清军共集结约十余万人马， 与石军的十多万兵马在横江正式开战，双方势均力敌，一开打即进入战争高潮——
石逆知我军渐逼，乃于双龙场增贼营三十余座，势将久踞以老我师。而横江、双龙两处贼垒林立，卡坚路险，我军迫欲急攻，贼（营）中炮石雨下，（我）不免多有死伤。（铁马冰河wu作品）《骆文忠公奏稿·攻克发逆坚巢疏》
双方在横江、双龙场一带鏖战了半个多月，彼此损失均极惨重，用尸横遍野、血流漂杵来形容亦不为过，且均久战疲惫，川、湘军不惜血本，拼力死战，也未能突破石达开军精心构筑的众多深壕高垒 ，亲临前线指挥的川督骆秉章为达事先拟定的作战目标，特地派遣一支精兵发起偷袭。（铁马冰河wu作品）1863年1月30日，云南提督胡中和亲率一支精挑细选的奇兵，从横江后山的一条羊肠小道攀爬而上，上一举突破太平军防线，出其不意攻入镇中。就在太平军仓猝应战时，早被湘军收买的石达开部将郭集益、冯伯年也闻风而动，率部反叛，并配合清军攻打自己的同袍。
湘军、川军与石部叛军里应外合，大破石达开军。石达开两面受敌，回天乏术，混战中，其部将约50余人战死，横江镇外围的清军主力也趁势发起环攻，太平军力战不支，损失惨重，约5万多将士死难，战损率几乎达到一半。
石达开因所部伤亡惨重，辎重炮械遗失殆尽，不得不于月底率残部再次退往云南。骆秉章、刘蓉研判后断定：
“该逆虽经大挫，而滇省早已糜烂，非其所恋。此寇一日未就殄灭，一日不忘主意川疆”《骆文忠公奏稿》。
因此，仍然严令各军慎守江防，遏制“发逆”卷土重来并伺机北渡的企图，并重金收买当地彝族头人，封官许愿，利用土司武装加强雅州、宁远一带的防守，张开天罗地网，彻底封堵石达开抢渡金沙江的所有通道。
【配图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