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8日，毛主席刚刚结束在新登县（今杭州富阳区西）的视察工作，正准备前往南昌、长沙等地进行下一步的视察。
但就在这天晚上，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却发生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意外情况。
怎么回事？原来，在当晚19时45分左右，当毛主席乘坐的列车穿过杭州萧山的西门道口时，一节其中一节车厢的玻璃竟然被击穿的一个洞。
并且，这洞口大约有拇指大小，猛一看上去，好像被子弹击穿一样。
这个情况，让负责列车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而一场调查也随之迅速展开，不过，最终的调查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
一、最先发现异常的，是负责列车保卫工作的王芳。
王芳原名王春芳，生于1920年，18岁时，受革命思想影响，带着家乡的12名青年投身山东抗日游击队，并在同年入党。
之后，王芳经历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及华东野战军工作，1947年3月后，他历任华野西线兵团、三野第七兵团保卫部部长，是一位有着丰富保卫工作经验的老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王芳调任杭州，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以及浙江公安厅厅长等职务。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保卫工作经验的老战士，每当毛主席来到浙江视察，都是王芳亲自负责保卫工作，他的心细如发以及尽职尽责，也多次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许。
所以，在毛主席这次杭州视察的过程中，也是王芳负责保卫工作。
而按照当天的行程计划，专列将在19点30分离开杭州火车站，但由于毛主席要求提前二十分钟出发，所以原本应当20点左右抵达萧山的专列，在19点45分便到达萧山。
最开始，列车缓缓驶出杭州火车站后，王芳细致的检查了各处均无异样，由于他知道毛主席有在列车上工作的习惯，因此便来到挨着的另外一节车厢，静静的坐在那里，并随时观察四周。
常年的保卫工作，让王芳练就了一个好听力，而就在他聚精会神的听有无异常声音时，一声闷响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芳“腾”的一声就站了起来，他敏锐的意识到，肯定出事了。
而随着他的检查，最终在第六节车厢行进方向靠右边的一个窗户上，有一个拇指大小的洞，第一眼看上去，像极了被子弹击穿的。
这个发现，让王芳惊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有人朝专列开枪吗？在确认了毛主席以及列车上的其他人安全后，王芳带着疑惑，在前方停靠的诸暨站打了一个电话。
他致电时任浙江公安厅副厅长的吕剑光，把刚才发生的状况进行了说明，不过并没有说明是毛主席的专列，而只是说列车上有中央首长。
但尽管如此，吕剑光听完也是大吃一惊，随即向萧山县公安局局长潘振铎去了电话，告诉他中央首长的专列在经过萧山时遭到袭击，列车玻璃被击穿一个洞。
最终，吕剑光要求潘振铎，必须在24小时内破案。
接到命令后，潘振铎迅速调兵遣将，就在他一通忙碌之际，办公室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随着门被推开，潘振铎一看，原来吕剑光亲自来了。
细问之下，吕剑光告诉潘振铎，自己思来想去不放心，觉得最好是自己跑一趟，为啥呢？因为他也知道王芳能给他来电，足以说明列车上的中央首长非比寻常。
所以，吕剑光挂了电话后，想了想还是来一趟最好。
与潘振铎碰头后，两人经过商议，决定连夜赶到杭州，去找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把情况汇报一下，巧合的是，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也在江华那里，因此，两人干脆把这个突发情况连同目前已经安排下去的部署，一一进行了汇报。
而在听完两人的汇报之后，许建国一脸严肃的告诉他们，“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迅速侦破，因为车上坐的是毛主席”。
听到这里，吕剑光和潘振铎顿时一愣，之前他们也曾猜测过车上到底是哪位首长，但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竟然是毛主席。
所以，此时二人也总算是理解了王芳为何会在电话里要求24小时内必须破案的原因。
得知专列上坐的是毛主席后，萧山公安局在第一时间几乎是全员出动，开始对附近进行侦查，当时吕剑光和潘振铎的想法是，沿着事发的铁路沿线去摸排可疑分子，对那些历史复杂的人进行一一调查，落实这些人在当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都在哪里干什么。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思路是对的，毕竟当时不同于现在，人口流动并不大，所以，破坏专列的人极有可能还藏在事发地点附近。
不过，在第二天上午，当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抵达现场，并对列车受损部位进行勘察后，却给出了一个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推测。
二、许建国，湖北黄陂人，1922年入党，曾参加过安源煤矿大罢工运动，红军长征后，开始负责保卫工作，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西安事变期间，是他陪同周总理前往西安并贴身保护。
1949年天津解放后，许建国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一职，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又开始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多年的一线工作，让许建国对现场勘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他在对列车受损部位进行勘察后，发现了几个疑点。
首先，假设真的有人朝着列车开枪，若是开枪地点距离列车较近的话，那么按照子弹的冲击力，理应会直接击穿另一侧的玻璃。
而要是开枪地点较远，那么子弹在击穿一侧玻璃后，力道消尽，那么弹头就应该掉落在车厢内。
可问题就在于，车厢内既没有发现子弹，同时另一侧的玻璃也没有被击穿，这明显就不符合常理。
这还是其一，其二，通过观察玻璃破损处的形状，许建国就发现，这洞口边缘极为不规则，根本就不像是子弹击穿的，倒像是被某种尖锐的东西打中后砸烂的。
因此，许建国最终推测，这应该不是子弹击穿的玻璃，更有可能的是被扔过来的石头砸中的。
许建国的推测，让在场的人都意想不到，同时许建国还讲到，这扔石头的估计是当地老百姓，并且还是在无意中扔的，并没有什么蓄意破坏的意图。
这番话，更让大家意外了，毕竟事关重大，尤其这还是毛主席的专列，在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找到嫌疑人的情况下，就做出是老百姓扔石头误打误撞击中列车的推测，未免也太儿戏了。
但许建国敢这么判断，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第一，他从事保卫、刑侦工作多年，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而现场的各种迹象和线索都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蓄意破坏的案子。
第二，许建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虽说毛主席的专列受到袭击确实性质十分严重，但并不意味着就是什么暗杀事件。
再者，许建国也知道，由于事情发生在萧山境内，所以这会儿萧山公安局必定是压力山大，尤其是上级要求24小时内破案，这必然会给萧山公安局造成极大心理压力，在这种重压之下，就有可能会出现抓错人的情况。
因此，根据自己的判断结果，许建国把推测与王芳进行了沟通，而王芳经过勘察，也认同了许建国的看法。
之后，许建国马上安排车辆，他要亲自去一趟萧山公安局。
此时的萧山公安局，确实如许建国想的那样，上上下下如临大敌，从头天晚上开始，大家一宿都没睡觉，挨个对存在可疑的人进行调查，问他们当时在哪里，在干什么，谁能证明。
但调查了一晚上，始终都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即使这样，大家也没敢松懈，许建国赶到时，大家正强打精神询问又一批人。
看到许建国的到来，干警们是既疲惫又紧张，疲惫的是一夜没休息，加上上级下了死命令，紧张的是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看到大家的模样，许建国也是十分心疼，他召集所有干警进行了讲话，先是肯定了大家的工作劲头和负责任的态度，之后，他提到了三点：
第一，取消24小时破案的命令，第二，明示案件的性质，告诉大家这起案件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极有可能只是附近群众误扔石头击中的列车，第三，则是把侦查地段放在萧山西道口附近的安桥乡曹家桥村，因为火车是从这里穿村而过的，所以这里应该能调查出结果。
有了许建国的指令，所有人都送了一口气，个个都暗自赞叹“还是许部长有办法”，一来没有了24小时的限制，二来还给出了具体的侦查范围和方向，这真的称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由于有了明确的调查方向，所以干警们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是曹家桥村一个叫做曹文生的村民，不过，他既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也没有复杂历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排查出“嫌疑人”后，潘振铎亲自带队赶往曹文生的家了解情况，但没想到却发生了点意外。
最开始，是潘振铎敲了半天门，结果曹文生始终不开，直到潘振铎亮明身份后，曹文生才磨磨蹭蹭的打开了门。
借着模糊的月光，潘振铎这才看清曹文生的家里实在是穷的不像样，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别无他物，屋里连个油灯都没有。
而在抵达萧山公安局之后，曹文生面对一屋子干警和领导，也是吓得瑟瑟发抖，潘振铎见此情景就安慰说，“曹文生，我们知道你是贫农，但贫农如果做错了事情，也要说清楚，有错误就应当及时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在潘振铎的安慰下，曹文生这才开了口，他先是对迟迟不开门道了歉，说是因为自己担心被抓走枪毙，留下老婆孩子该怎么活？
之后，曹文生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在事发当天傍晚，他正在村口与人闲聊，刚好手里捏了一块石头在把玩，看到不远处开过来一列火车后，鬼使神差的就把石头丢了出去，并且他也看到砸在了火车玻璃上。
这个过程，当时与曹文生闲聊的人都看见了，而在经过调查走访后，这几个人均表明确实看到曹文生拿石头扔向了火车。
至此，毛主席专列被袭击一案告破，与许建国推测的一致，确实是村民无意间所为。
而在听取了案件汇报后，许建国就认为，虽说曹文生确实有错误在先，但考虑到他并非是故意，且是个贫苦农民，因此应当从宽处理。
最终，在1955年7月16日，萧山县人民法院做出了判决，对曹文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
所谓缓期执行，大意就是对已做出的刑罚暂不执行，而是给予犯罪人一定的考验期，根据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原刑罚。
因此在数天后，曹文生被释放回家。
此案从发生到做出判决，前后历时一个月，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建国部长能不为案情之外的特殊因素所影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调查的精神，以及丰富的侦查经验，都令人极为敬佩，更重要的是，对于“嫌疑人”的宽大处理，也体现了新中国“以人为本”的法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