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经几百年发展至北宋初年，已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与生产能力。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宋初的汝州瓷业已能大量烧造普通的民用瓷。

北宋时期，汝州某个规模较大的窑场，曾接受皇家指令，为北宋皇室烧造玛瑙釉高档御用汝瓷。为与北宋汝州民窑大量的普通产品相区别，本文特将此类专为北宋皇室烧造的玛瑙釉高档汝瓷，称之为：“北宋御用汝窑器”。

关于“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的时间段，中国古陶瓷界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对此曾有论述，分述如下：

1.著名古陶瓷专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叶喆民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陶瓷史》一书中曰：

“至于此种所谓汝官窑瓷器的烧造年限，著者曾经推断：大体在宋元祐元年至宣和末年（1086-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

叶先生认为“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造时间是，公元1086-1125年，前后总共烧制了39年。

2.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辉柄先生不同意叶先生的观点，李先生在其所著《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曰：

“陈万里先生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对汝窑烧瓷的历史作过一些分析，他从该书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为线索，以书中提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为依据，推断汝窑的烧造年代距离宣和年间不会太远。故提出汝州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大概介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之间。陈先生把下限断定为崇宁五年，是以《坦斋笔衡》中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为依据的。但根据分析，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汴京官窑’，北宋官窑就是官汝窑，那么，官汝窑始建年代最早也不过是在政和元年（1111年）。因此，把它的下限时代定在此时是可靠的。这样，官汝窑的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七年，即1125年），其间仅有14年的时间。”

由上文可知，李辉柄先生首先否定了“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他认为，“北宋汝官窑”就是“北宋官窑”。李先生认为，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的时间段是：宋徽宗政和元年至宣和七年（1111-1125年），前后总共烧制了14年。

3.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安志敏、安金槐、朱伯谦、汪庆正等人编著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对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也有所论述，文曰：

“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宋人有一些含混的记载。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窑有芒也。’陆游是南宋人，他说的‘故都时’应是陆游见闻所及的北宋晚期。已故的陈万里先生根据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于宋宣和五年（1123年）以及书中‘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这二十年之间。他还指出‘新窑器’是对‘旧窑器’而言。但是旧窑器为何物，他没有说。‘旧窑器’，我们从文献上可以找到的根据是，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城志》，记耀州窑自神宗元丰（1078年）到徽宗崇宁（1102年）之间也烧制宫廷用瓷，它的实物标本，我们已在耀州窑遗址及北京广安门外发现，很可能‘旧窑器’即是耀州青瓷。”

由上文可知，《中国陶瓷史》认可陈万里先生的观点，即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这20年间。

该书还提到与“汝州新窑器”对应的“汝州旧窑器”，冯先铭先生等人认为“旧窑器”很有可能是耀州青瓷。

综上所述，仅就“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这一问题而言，中国古陶瓷界就有三种说法：

1.叶喆民先生云：“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为1086—1125年，前后总共烧制了39年。

2.陈万里先生云：“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为1086-1106年，前后总共烧制了20年。

3.李辉柄先生云：“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段为1111-1125年，前后总共烧制了14年。

尽管上述三位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但他们均认为“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由于他们在中国古陶瓷界的重要地位，当代中国学术界对“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的观点，还是普遍认同的。

需特别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将“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定为北宋晚期，握有两大重要论据。

众学者根据南宋陆游《学老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窑有芒不堪用也”之句，将北宋定窑采用“覆烧工艺”而产生“芒口”的时间点，作为北宋王朝“弃定用汝”的时间点，或曰“北宋御用汝窑器”烧制的时间上限。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北宋定窑采用“覆烧工艺”并产生“芒口”的时间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宋辽墓葬中出土的北宋定瓷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

据深圳学者刘涛所著《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记述：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定瓷上无“芒口”现象。同样，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的定瓷上也无“芒口”现象。据此，众学者认定：在北宋早期，定窑还未采用覆烧工艺，定瓷上亦无“芒口”现象。另据该书记述：辽宁法库萧袍鲁墓出土的辽大安六年（1090年）的定瓷上开始出现“芒口”现象。同样，江西鄱阳施氏墓出土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定瓷上也出现了“芒口”现象。因此可知，北宋晚期，定窑已开始采用“覆烧工艺”，并出现“芒口”现象。

据此，众学者认定：北宋御用汝窑”的创烧时间点应在北宋晚朝，即辽大安六年（1090年）前不久。

根据上述证据，众学者将南宋陆游所言“惟用汝器，以定窑有芒不堪用也”之句，与北宋晚期（1090年）与（1111年）墓葬出土的定瓷上已出现“芒口”之物证相结合，并由此得出结论：“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的时间点为北宋晚期。

根据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成书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以及书中曾将“天青色汝瓷”称之为“汝州新窑器”一事，众学者认定：“北宋御用汝窑器”的烧制时间，应距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不远。中国陶瓷界众多学者以此为根据，上推“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点。叶喆民先生、陈万里先生将“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上推至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而李辉柄先生将“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上推至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两者均为北宋晚期。

综合上述，无论是“定窑芒口说”还是“汝州新窑器说”，均可得出“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的观点，可谓殊途同归。它们互为补充，相互印证，构成了一条貌似完美的证据链。这条貌似完美的证据链所要表述的主要观点是：北宋定窑瓷器上的“芒口”，是北宋王朝“弃定用汝”的根本原因，而北宋定窑采用“覆烧工艺”后产生“芒口”的时间点也是北宋晚期，因此，“北宋御用汝窑”创烧的时间点也就应在北宋晚期。

而宋人徐兢恰巧在北宋晚期（宣和年间）称这种“天青色汝瓷”为“汝州新窑器”，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的时间点就在北宋晚期。加之，中国两岸故宫收藏的40件北宋汝瓷均为天青色，在中国陶瓷界早已将北宋“天青色汝瓷”看成“北宋御用汝窑器”唯一标准物的前提下，于是乎，中国古陶瓷界便理所当然地将“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时间定为北宋晚期。

然而，细究这条貌似完美的证据链后，有人却发现：众学者在对上述两大古籍资料，即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理解上存在严重瑕疵，或曰“漏洞”。阐述如下：

1.关于定瓷“芒口”问题。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言定器“有芒”一词，真的是代表北宋定窑瓷器上的“芒口”吗？“有芒”与“有芒口”二词，能划等号吗？该问题涉及该证据链能否成立的一个关键问题。经查，未发现有人对该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考证，也未有人对此表示过质疑。如果南宋陆游所言“有芒”一词，不代表“有芒口”，而是另有他意，则该证据链将从基础上彻底瓦解，而由该条证据链派生出的“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之结论也将随之崩溃！

需明确指出的是：虽然在辽晚期(1090年)墓葬中出土了“芒口定器”，但此事只能证明北宋晚期已有“芒口定器”陪葬，而不能证明更早时段没有“芒口定器”。谁能排除上述辽晚期（1090年）墓葬中出土的“芒口定器”，不是墓主的家传旧物呢？当今中国陶瓷界众多资料已经证实：北宋“芒口定器”创烧于北宋中期！而众学者为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竟将北宋“芒口定器”的创烧时间改为北宋晚期，似有牵强附会之嫌。

2.关于“汝州新窑器”问题。

既然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将“天青色汝瓷”称为“汝州新窑器”，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是否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汝州旧窑器”呢？对此，国内不少学者也存有同样的疑惑。如果历史上确有这种“汝州旧窑器”，那么“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就应大大早于天青色“汝州新窑器”的创烧时间，即大大早于当代诸多著名古陶瓷权威认定的北宋晚期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年)。如此一来，“北宋御用汝窑器”的创烧时间，就不是北宋晚期，而应是更早！

由此看来，探寻并弄清“汝州旧窑器”是否存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历史上的确有这种“汝州旧窑器”，那么，由当代诸多著名古陶瓷专家共同打造的这条完美证据链将从基础上彻底瓦解，而由该条证据链派生出的“北宋御用汝窑器”创烧于北宋晚期之研究结论也将随之崩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二个重要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亦无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