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结束了软禁的张学良频繁活跃在媒体的灯光下，这位90岁老人身上有着太多的神秘故事和传奇经历，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西安事变”，一个“九·一八事变”。

前者改变了抗战的历程，后者拉开了抗战序幕。

“九·一八”至今仍然是中国的国耻日，它的“耻”不仅在于东北几乎于一夜之间沦陷，更在于那道臭名昭著的“不抵抗”命令。

自事变后五十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被认为是下达这个命令的人，但张学良在解禁之后，多次直面媒体为蒋介石“鸣冤”，如在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他还做出了“郑重声明”，他说：“命令是我下的……不关蒋公的事”。

历史过去的真相从此刻起出现了翻转。

张学良与蒋介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一说主要来自于三个人的回忆，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机要室主任洪钫、以及东北军第七旅旅长赵镇藩。

三人的职务为其回忆增添了不少的权威性，尤其是后二人都提到了一份《铣电》，声称蒋介石就是通过这份《铣电》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不过，不管是《铣电》还是其他提及的下令电文，如今都暂时未发现电文原件等一手史料，相关内容无法证实真伪。而且像是郭维城是1934年才开始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并非“九·一八事变”当事人，很多回忆其实也是事后听说。

另外，时隔日久的回忆难免会出现错记、混记等现象，比如《铣电》很有就是错记的《鱼电》，内容是关于小规模冲突时的“不抵抗”方针，但后者是9月6日发出的，且发出者仍然是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关东军

在9月18日当天，蒋介石正乘坐军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其当天的日记和往来的文件中均未提及有关东北的问题。

直到第二天晚上9点后，蒋介石才向张学良发了一通电文，表示他收到了来自上海的急电，这才得知了“昨夜”在东北的事变，并要求张学良“时刻电告”。这一点与张学良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向对应。

可见，蒋介石不仅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后才知，而且期间张学良也没有通知过蒋介石，蒋介石自然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当夜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有任何指示。

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采访时讲得很清楚，之所以不抵抗在于两点。

1、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以为跟过去一样只是挑衅、找麻烦。

2、认为中日军力悬殊，东北军打不过日军。

这两点中，第二点是主要原因，在事变半年后，蒋介石让汪精卫给张学良带话，让他在山海关“小加抗战”“做一个战争姿态”，但张学良当场就反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

汪精卫回答：“没有。”

张学良继续问：“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对“不抵抗主义”是相当贯彻的，尤其是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自“中东路事件”以后，张学良对于东北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失望透顶了，他对武力保卫东北完全没有信心，不如保存点实力还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东北军装备的装甲车

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上”，张学良和东北当局有着自己的一套方针，事变次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集体决定“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各国裁判……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

随后东北外交委员会电告南京政府，要求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

可以看出，所谓“不抵抗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卖惨主义”，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向国内外证明是日本有错在先，并希望让国际介入，用国际压力来使日本屈服，从而恢复东北的主权。

张学良的这一处理方针立即被南京国民政府采纳，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强调“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也。”

此后，蒋介石与他的国民政府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民间声势浩大的“对日宣战”呼声中，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的集中宣传，甚至还要求民众对不抵抗主义只须配合，无须过问。

可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事实上是肯定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样患有严重的“恐日症”，1932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过去三个月后，蒋介石在公开的演讲中表示，如果给日本提供“宣战”口实，中国便“虽欲不屈而不可得”，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蒋介石对日本军事力量的畏惧。

尽管蒋介石并未在“九·一八事变”中下令“不抵抗”，但中国近代“不抵抗主义”最早的源头却是出自蒋介石1928年5月的日记中。

当时蒋介石率兵二次北伐，日本则趁机出兵山东，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不仅上万中国军民惨遭屠杀，还有17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杀害，其中奉命前往山东与日方交涉的蔡公时更是被割鼻削耳挖眼虐杀。

蔡公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官”

面对如此挑衅，蒋介石的做法是命令北伐军退出济南，并向日方道歉，为了体现中方的诚意，蒋介石还免除了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蒋介石的逻辑是，坚持以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为主，不能再多增一个敌人，这显然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的源头。

其在日记中写道：

“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荣光”。

这便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最早出处，其“版权”属于蒋介石。

攻占济南时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的重心在于剿灭江西红军，在其9月20日发布的训令中的第一条仍然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张学良虽然从未回避过自己在东北沦陷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也承认是自己的判断和应付出现了错误，但是他也提到过“中央政府没有准备”。那如果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准备，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战，张学良又是否会改变他的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