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天祥殿试状元卷翻译现代白话文全文（202412纯白话文版本）。
译注者：梦古先生
策问——（殿试的题目，即天子的提问）
天子： 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超越了无极和太极之玄妙，而实际上又不脱离日常事物；它的根源在于阴阳五行的深奥，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的边际。
天表现得澄澈而清明，地表现得宁静而和靖，人表现得昭明而正直，哪个不是因为这个“道”呢？
历代圣人相传授的，都是这唯一的“道”：由修身而治人，由格物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精神心术为本而通达礼、乐、刑、政。这个本体非常微妙，作用广泛，历经千秋万代而不变。
然而功绩和造化有深有浅、证验和效果有快有慢，这是什么缘故呢？
朕以寡人之有限的见识来治理国家，希望实现天下大治已有多年，志念愈勤繁、大道越远离，虚无缥缈的未见其征兆。朕心中疑惑了。
你们明达先圣的学问，此次都聚集到朝廷之上必定有切中要害的高论，朕将以虚心的态度来倾听你们的意见。
《三坟》以前的书，大道难以名状；《五典》以来的书，常道才开始著述显世。日月星辰遵循上天的规律，鸟兽草木遵循大地的规律。
“各种功业得到妥善的安排和治理，四方蛮夷归顺称臣，百官和谐兴盛，百姓诸事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这难道不是帝王和圣人推行大道而神功造化的验证吗？
然而“人心、道心”，只有寥寥片语，其中“危、微、精、一”的玄妙不能以言语概括。
发誓为何又违背？会盟为何又猜疑？风俗为何不如结绳记事时代？治理为何不如简朴的画像而治？
要用政令来凝聚百姓，用礼仪来聚集士人，用诗歌《天保》、《采薇》来分别教化内外，时刻忧虑、勤奋、危险、恐惧，才仅能做到勉强克服困难和维持平常过日子而已。
为什么存在“帝“安逸、”王”劳碌的不同呢？抑或是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增减，他们之间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呢？
到后来，设立法典官制，这大概是治理民众最高的准则，不过也就是讲求“治、教、礼、政、刑、事”罢了，难道大道之外还有其他的法则吗？
从那以后，通过观察理性和欲望的消长来检验世道的兴衰。阴暗浑浊的日子总是很多，而光明正直的日子却很少。
刑名法家、王道混杂霸道、佛、道思想，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异端思想，没有一丝一毫几近乎大道，杂乱无章的简直不值得议论或评判。
然而致力于道德教化的，依然摆脱不开“上郡、雁门”的战争警戒；
实行仁义的，还是不能避免晚年“轮台悔过”的反思。
更有甚者，平时不注重积累仁德，纲纪法度不能作为后世的凭借。
这些又是为什么呢？
朕对上天恭敬、使臣民喜乐，早起晚睡、日夜操劳，从来没有片刻安宁。推行大道很长时间，未能和谐融洽；施行功化很长时间，未能取得成就。
天灾接连而至，百姓生活艰难而未得到安定满足，人才缺乏而士人的习气浮躁，国家资财竭尽而军力衰弱，起兵的流寇未能肃清，边境防守又很危急。
是大道不足以治理天下呢？抑或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决策和推行上有没做到的地方呢？
然而“只有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长久，长久才能显现成效”，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显现成效的迹象呢？“变革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但现在还可以频繁地更改政策吗？
各位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不要过于偏激、泛泛而谈，要符合我询问的细节和延伸的心意。
以上的策问就是皇帝提问的题目，其间隐藏了很多典故，也给考生挖了坑、埋了雷。看文天祥的精彩对策后就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译注说明：此次翻译进行了大量的典籍核查工作，对当前通行的原文进行了错别字修改标注和生僻字注音，并进行了注释和简析。
意译形式虽更符合当前读者阅读习惯且翻译起来更容易，但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因此，本译文尽量避免意译，逐字逐句忠实遵从文天祥原文的字词使用习惯。读者请结合原文用心体悟文天祥当时所表达的真实意象，领略《宋史》所载“伟人”之心迹和文采。译注者梦古先生出生于湖南，江右文氏后人。因后续或有增补，为便于读者阅读，转载请标明版本和译注者。
对策——（考生的回答）
文天祥：
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处于永久的安定之中，当今正值国家太平盛世之际，您会心于唐尧帝、虞舜帝和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并付诸实践将近三纪了（一纪12年）。我们这些臣子如同鸢鸟飞翔、鱼儿跳跃般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各得其所、深受鼓舞；同是在大道和皇恩覆盖下的一分子，没想到能有幸登上陛下的宫殿，而且陛下还嘉许我们讨论大道。
"大道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得到实行了！"陛下能提到这个话题，真是天地神灵和百姓的福气。然而，我所不理解的是，现在应当已是大道的化育长久有成、国政得到妥善治理的时候。但陛下您觉得还有所不足，产生志念愈勤繁、大道越远离的疑虑。
这岂是盼望大道的施行但又不见其应验的征兆呢？我请求循溯太极动静的根源，推究神功妙化的证验，根据圣上策问中“不息”一词来劝勉陛下，希望陛下临幸，试着垂衣而悠闲地听一听。
臣听说，天地与大道是同一而永恒不息的，圣人之心也与天地是同一而永恒不息的。在上下四方之空间、往古来今之时间所同构的“宇宙”之中，无数事物千变万化的生长消息、增长亏虚以及转移开合，哪个不是因为“大道”呢？
所谓大道的本质，就是从“一”于“不息”而已罢了。大道隐含于混沌之中，隐藏在未雕未琢的上天。那时候，是无极而太极的混一状态。从太极分出阴、阳，阴阳永恒不息，大道也永恒不息；阴阳再化散为五行，五行永恒不息，大道永恒不息。
从五行再化散为人心的仁义礼智、刚柔善恶等品质，则乾道使男性成为男性，坤道使女性成为女性，天地间的化育生生不息，而大道也与之相为不息。
那么，大道从一永恒不息，天地也从一永恒不息。天地的不息，固然是大道的不息所造成的。
圣人显世，以天地之道心确立人类之公心，为百姓确立修身养性的生命意义，为以往的圣人继承断绝的学问，为后世开创永久的太平，也不过是以从一永恒的心去充实、充延的结果。
用这颗充实、充延的心修炼己身、陶治己心，这是从一不息；用这颗充实、充延的心格去物欲而通达全一，以至成全家庭、治理国家、太平天下，这也是从一不息；用这颗充实、充延的心去修炼道德精神和心术品格，以至于推行礼、乐、刑、政等制度，这同样是从一不息。
自从有《三坟》、《五典》以来，一直到《太平六典》的周代，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都是由他们从“一”之“念”永恒不息开始的。
到了秦汉之后，大道开始离去。并不是大道离去了，而是懂得和遵循大道的人少之又少了。虽然如此，但期间也有英明的君主应道而行，确实有号称稍微懂得一些大道的，然而又阻滞于“践行大道的力度不够”。
知道务必要推行“德”的教化，却不能不拘泥于“黄老学说的消极面”；
知道应该施行仁义，却不能不阻遏于“过多的欲望”；
知道应该长期行仁政，却不能不划限于“追求短期的效果”。
上下两、三千年的时间里，只是在勉强地弥补过去的错误，凑合着维持当世的秩序过日子。所以，无怪乎“充满了混杂、模糊和难以辨析，以至于难以进行有效的讨论和评议”。
唯独我们大宋，承蒙上天的保佑，繁荣兴盛到了今天。陛下传承了历代圣人的心意，与开国太祖皇帝心意相合；与开国太祖皇帝心意相合，又能够恭敬地继承历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心意，与天地之心相参同契合。
在过去的三十三年间，臣知陛下没有二心、没有三心，以一心遵循天道，感通神明之妙化。（朱熹《敬斋箴》、韩愈《本政》）此一心与天合一，既有混沌又有所开辟，既无穷又无尽。
然而（陛下接着在策问中提到），“长久临御天下，治国之道也越来越熟练，您觉得计算起成效来，还没有出现大快圣心的。上有天灾不能完全避免，下有民生不能全然遂意，人才和士风尚未达到纯正的境地，国家资财用度、兵力尚未充足，造成贼寇和战争的警报，这些因素都在所难免地迫使陛下宵衣旰食、勤于政事还一直忧心忡忡。”
然而，难道陛下推行的大道一开始就没有效果吗？我认为推行的大道绝非没效果。道的功绩和造化十分深广，但不能认为这种迂回是无效的。道的效果证验很迟缓，但不能认为这是遥不可及的。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的授命，庄严肃穆永恒不息。说明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是因为天道运行不息；“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品德纯正无比、纯正无比且永恒不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德行纯粹且不息。
治国之道只顾努力去推行就可以了，哪有行道于短暂的时间之内就急于要求验证“是不是迂回漫长、是不是遥不可及”的呢？
臣所期望于陛下的，就是效法天地那样永不停息地运行而已。姑且就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吧：
陛下自责之言刚发出，阴雨就立即转晴了，这是天灾没有不以遵循大道而消弭的；赈济饥荒的典令刚颁布，都城所有百姓就欢呼雀跃，这是民生没有不以遵循大道而安定的。
《论辩建明之诏》一经颁布，人才士风就变得稍微淳厚了；《招填条具之旨》一经下达，国家资财和兵力就变得稍微充实了。安吉、庆元的小收获，维扬、泸水的大战功，无非是陛下忧勤于道的明显验效。
然而从大道的最高功效来看，这些只是浅层次的、短期的效果。如果根据这些浅层次的、短期的效果就急切地认为这是大道的最高功效，那么还只是汉唐诸君用心所在的层次！
陛下您行事合乎帝道就能成为“帝”，行事合乎王道就能成为“王”，难道您愿意沿袭汉唐那样的做法吗？这就是我称赞陛下能做到“不息”原因。
陛下如果从“不息”推广扩充开去，那么就能与阴阳同其化、与五行同其运、与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
即使扩充推行到三纪之久能移风易俗是可行的；即使扩充推行到四十年使监狱空虚、刑罚不用是可行的；即使扩充推行到一百年使道德普及于天下是可行的；即使扩充推行到国运经历亿万年，仍能永远敬受上天的恩赐是可行的。（引用《尚书·周书·洛诰》敬天之休）
哪里只是像圣上策问中所说的按部就班地依次处理那八项具体事务就行了呢？我冒着死罪向陛下呈上我愚蠢的策对。
臣恭敬地拜读圣上的策问，策问中说：“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朕将以虚心的态度来倾听你们的意见。”
臣有幸得以拜读陛下追溯大道的本原、探求大道的效果，并且因生疑虑而质问臣等的策问。臣听说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天地的道，就是圣人的道。分而言之，则是：道自成道，天地自成天地,圣人自成圣人。合而言之,则为：道从一“不息”，天地从一“不息”，圣人也是从一“不息”的。
臣请将溯循道的本原而开始说起:
广袤的大地无边无际，混沌的元气变化无穷。人心的仁义礼智之性尚未被赋予，人心的刚柔善恶之气尚未被启禀。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的心，先有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还没有五行，先有的阴阳；还没有阴阳，先有的无极太极；在无极太极出现之前，则只有太虚无形、空旷无物（冲漠无朕：《庄子·应帝王》“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而“道”此先就存在了。
在万物产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这是道的本体；在万物产生之后，道就在运行，这是道的作用。
道的本体精微无内，道的作用广大无边。如人心，道存在于人心；如五行，道存在于五行；如阴阳，道存在于阴阳；如无极、太极，道存在于无极、太极。
贯穿显耀和精微、兼顾散逸和伏藏，包容小小和大大、通达外物和本我。道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道存在于天下万物之中，就像水涵养于大地之中一样。
大地之中无处不是“水”，天下无处不是“道”。“水”永恒不停地环流，“道”从一“不息”地作用。
天因为清澈明朗，所以日月星辰遵循其自有的轨道而运行；地因为和靖宁静，所以山川草木遵循其自然的规律而生长；别于禽兽之具有社会属性的文明人类，因为光明正直，所以君臣父子遵循天地次序而各安其位伦。
贯穿古今广为流传的，在不知不觉中似纲纪般维序天地万物生灭变化，有什么不遵循这个“道”的规律呢？如果有一天“道”停止了，即使是天、地、人三才也不能自立运行。“道”的从一“不息”，其功用本来就是这样的。
圣人是体悟和效法天地自然从一“不息”的人。天地因为这“道”而从一“不息”，圣人也因为这“道”而从一“不息”。
圣人构立从一“不息”的本我之体，便内求于己而修身养性；推行从一“不息”这个道的应用，才敢于用于治理人间。
构立从一“不息”的本我之体，需要以通达万物的内修工夫为基础；推行从一“不息”这个道的应用，就会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效果上体现。
构立从一“不息”的本我之体，需要从精神心性的微妙之处着手；推广从一“不息”这个道的应用，则会通过礼、乐、刑、政等施行来彰显。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像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一样。“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永不停息地运行；圣人对“道”的体用，难道可以有顷刻间的停止吗？
著述从一“不息”这个道理的典籍，没有比《易经》和《中庸》更深刻的了。《易经》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论述，说明圣人效法天道，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达到。《中庸》中“溥博渊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论述，说明圣人合配于天地之道，只有从一“不息”才能长长久久。
这难道不正是“乾”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一的原因吗？也不过是从一“不息”罢了。
因此，效法天道的人也要从一“不息”。《中庸》所著述的高明博厚、悠久无疆，也不过是从一“不息”罢了。
因此，合配于天地之道也要从一“不息”。以永不停息之“心”行永不停息之“道”，而“圣人”就是永不停息的“天地”啊。
陛下治理政事，希望天下太平，到现在已经多年。以前那些不曾停止努力的岁月，就像太阳从早晨到中午；现在这些从未停息努力的岁月，就像太阳从中午到正午。如今正是勤勉而坚定地推行大道，大有功用的时候。（梦古先生注：可见”勉强”在宋代还是两个单独意义字的结合，即勤勉+坚定，并非现在的意思）
陛下不要认为数十年间自己担当宇宙重任，把握天地之道，没有一刻不是遵循这个“道”，却到今天看来这个“道”的效验如此的不理想，它是那么迂回无效又缓慢遥远。
在臣看来，“道”就像百里的路程，现在正处于六七十里的时候。对于行道的人，不能因为已经走过了一半就停止；对于游百里的人，不能因为已经走了六七十里就停下来，而是要不自觉地终日勤勉、孜孜不倦。
那么，走了六七十里的人，本来就是为了到达百里的阶梯。如果自己放弃前进而停留在六七十里之间，即使百里路再近，难道半步就能到达吗？
大道不会有浅近的功用和造化，推行大道的人怎么可以将深入认为是迂回无效呢？大道的效果难以迅速的证验，推行大道的人怎么可以将迟缓认为是遥不可及呢？
只有从一“不息”才能达成大道的功用和造化，只有从一“不息”才能实现大道的效果证验。
气机动荡于天、地、人三极之间，神采灌注在世间万物之表，这一切都要从陛下这颗从一的“心”开始。
臣来不及举出更远的例子，请以仁宗皇帝的事迹向陛下陈述。仁祖就是从一“不息”的天地：他在《康定之昭》说“祗zhī 勤抑畏”，在《庆历之诏》中说“不敢荒宁”，在《皇佑之诏》中说“缅念为君之难，深惟履位之重”。
庆历年间的不息之心，就是康定年间的不息之心；皇佑年间的不息之心，就是庆历年间的不息之心。
当时仁宗用道德感动上天之心，用福禄胜过人为之力，国家安定、边境宁静，好像足够圆满了，但并没有就此自足而息。
至和元年，那是仁祖执政的第三十三年，且依然露立仰天，敬畏天变（天灾），碎通天犀（通天犀，以身试药的神灵异兽，乃旷世奇珍。碎之和药以疗民疫），以救民生。
任命贾黯为吏铨（quán 称量，考量人才）之职，提拔公弼为殿柱之名，以增加和优厚人才队伍建设，以倡导和兴盛优良的士人习气；采纳景初节约材用的建议，听从范镇关于革新军队的谏言，用以充裕国家财政和增强军队力量。
乃至开展《周礼》学习大讨论，减轻赋税、宽缓刑罚，都非常的诚恳，特别关注盗贼流寇的问题；选拔将帅严明纪律非常的急切，特别关注边境上西戎北虏的患虑。
仁祖推行大道的心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于是乎同天地一样悠远长久。陛下您的不息之心，就同如仁祖的不息之心。
范祖禹曾经说过：“想要效法尧、舜，只有效法仁祖。”
臣也想说：“想要效法帝王就要效法仁祖，效法仁祖则可以达到天德之最高道德境界。希望陛下能更加用心于此。”
臣恭敬地阅读圣上的策问，策问中提到“《三坟》等古籍的内容，并疑问在大道之外还有其他的法则吗？”臣由此见得陛下仰慕帝王的功绩和教化的效果，同时也意识到这些成效各有深浅和快慢的不同。
臣听闻帝王推行大道的心，就是从一“不息”而已。尧的勤勉谨慎、舜的勤政业勉、禹的孜孜不倦、汤的谨小慎微、文王的勤奋不已、武王的专心不二、成王的操劳无逸，皆是如此。
“《三坟》以前的典籍年代过于久远，大道难以名状；《五典》以来的典籍，常道才开始著述”，但还是有一些需深入探讨和商榷的内容。
臣曾根据《五典》所记载的事推求：在那时，日月星辰顺利运行，是依道而顺行；鸟兽草木顺利生长，是依道而顺利生长；各种功绩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治理，是依道而各有条理；四方蛮夷都归顺称臣，是依道而归顺称臣；百工都在各自的行业里繁荣兴盛，是依道而繁荣兴盛；百姓的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安定和谐，是依道而井井有条、安定和谐。
光明照耀的普天之下，甚至于天涯海角的每一个人民，没有哪一个不拜受帝王天子代行天道的恩赐。至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以至于帝王自己可以坐于土阶岩廊之上无所事事就行了。”典籍里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称道的，谁敢说不是这样的呢？
但实际上，尧、舜不是这样的。
在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上，尚且重视到三年一大考、一年一小考，没有哪年敢有停息懈怠。在修订历法的分工、观测和使用过程中，命令严格于四季更替之必定，没有哪月敢有停息懈怠。如履薄冰般一天比一天更加地警戒自己，没有哪天敢有停息懈怠。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一天比一天谨慎。仅仅上面这些还只是从一不息的勤勉常态。
在禅让之际，尧帝对舜授命告诫：“允执厥中。即永远秉持其中正之道。”所谓的“执”，就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保持，不敢有稍微丝毫的放松。(梦古先生：此处开始解疑天子策问中“人心、道心、危微精一”隐藏的题眼)
河图出、洛书现的圣人、帝王伏羲之后，“执中”这两个字的说法未曾听闻，而唯独尧帝提及，尧的话似乎是多此一举的（意思是一直以来，圣人和帝王代天行道，本来就是秉持的中正之道）。而且，舜帝在命令大禹时，又再次增加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三句话。（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人心危险莫测，道心微妙难明。惟有精诚专一，永远秉持其中正之道。)
如果就舜帝提出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三句话进行深入的体察，实际上舜帝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之心念，甚至又超过了尧帝。
可见舜帝的心是多么的从一“不息”啊！
因此，尧帝推行大道的造化，不仅得验于他在位七十年的日子里；舜帝推行大道的造化，也不止得验于他治理天下富庶而盛大的这五十年间。
读那些被万世永远依靠和信赖的话语，则可知从唐尧、虞舜时代之后到现在的几千数百年间，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都是尧帝和舜帝的恩赐啊。
然而他们推行大道的功用和造化，为何还如此深远，而成效的证验为何又如此迟缓呢？
尧、舜以后称为王的，他们的操劳程度是不同于帝的。（顺着传统说法说，埋伏笔）
人们原始的质朴日渐消散，风气日渐放纵，人心的机巧日益增多，世事急剧的变化从未停息，而圣人用来维系世道变化的纲纪法度也与这些变化互为相随而从未停息。
世俗的风气已不是结绳记事时代那样醇厚了，治理也不能用画象为治时代那样直观简朴的方式了。军队必须以誓诫才效忠，诸侯必须靠会盟来召见，百姓必须下政令来团结，士人必须依礼制来凝聚。对于内、外的不同，还要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式，不得不分别采用《采薇》和《天保》来教化治理。
至于建立六典官制，其中所说的治理、政务、礼制、教化、刑法、事务等，也无非是为了匡扶人间世道不因越来越乱而灭亡罢了。
从形势上来说，夏朝的治理不如唐尧虞舜时代，商朝的治理又不如夏朝，周朝的治理又不如商朝。帝之所以成为帝，怎么那样的安逸啊？王之所以成为王，怎又那样的劳苦呢？
时刻处在战战兢兢和危险恐惧中的王，不如那无心操劳、住在宫殿里的帝舒适；从开始就忧劳勤奋的王，不如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堂上南面而治的帝安逸。
然而用心地看，舜帝的勤政业勉，就是尧帝的勤勉谨慎；禹王的孜孜不倦，就是尧帝的勤政业勉；商汤王的谨小慎微，就是禹王的孜孜不倦。周文王的勤奋不已，周武王的专心不二，周成王的操劳无逸，哪个不是尧帝和舜帝的谨慎小心、勤政业勉在一直推动的呢？
在宇宙间广泛散布和运行的大道，没有停息过一日。帝王代行天道也是如此，没有停息过一天。帝王之心，就是天地之心啊。难道还可以认为称帝的人是安逸的，而称王的人是劳苦的吗？
臣希望陛下探求帝、王之道，一定要探求帝、王之心，那么今天的功劳造化以及效果验证，或许可以与古代帝王视同一律了。
臣恭敬地阅读了陛下的策问，其中说到“从那以后……纲纪法度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凭藉。这又是为什么呢？”
臣看到，陛下认为汉唐两代的功绩造化和效果证验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并且对汉唐的治世之道发表一些感慨。”
臣听说，从一“不息”就是遵循天之道，停息则会落入人之道；从一“不息”就是遵循理性，停息则将纵行私欲；从一“不息”就是光明正大，停息则将阴暗污浊。
汉唐各位君主的天资聪敏、地位崇高，如果他们在推行大道上有一颗更加精进的心，那么做到三皇五帝和三王的功绩也不是难事。
“怎奈何：天之道不能宰制人之道，反而被人之道所制；理性不能驾驭私欲，反而被私欲所控；光明正大不能战胜阴暗污浊，反而被阴暗污浊所胜。因此，勇敢精进于大道的人少，在求道上受挫折的人多。这些就是汉、唐两朝比不上唐尧、虞舜、大禹三代的原因吗？”
虽然是有这么个说法，但这只是那些不懂大道的儒生肤浅地谈论汉唐罢了。其实，汉唐两朝间也有被称为懂得大道的人。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也不能说他们不懂得大道，然而对他们的评价依然是存在争议的。
先前的君主们将公心、私心、仁义、利益的程度来作为治乱的标准。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三位君主的心往往却不单是天道，也不单是人道，而是出入于天和人之间；不单是理性，也不单是私欲，而是出入于理性和私欲之间；不单是光明正大，也不单是阴暗污浊，而是出入于光明正大与阴暗污浊之间。
这么说来：汉文帝专门致力于德化，虽然足以培育出后元之后的太平和谐风气（文景之治），然而拘泥于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影响，还是不能避免“雁门、上郡”外敌入侵的战争风险和警告；汉武帝对外施行仁义，虽然足以致使建元年间富庶兴盛，然而被欲望太多所遏制，还是不能避免其晚年后悔自己穷兵黩武、迷信方术给军队和百姓造成伤害。唐太宗四年施行仁政，虽然足以开创贞观盛世，但仅仅只看重眼前的效益，所以其纪纲制度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凭藉。
更进一步说，有一分道心追求，就足以成就一分的功业；有一分人心推动，就足以引发一分的变化。
“世道混乱或兴隆的程度，也不过是取决于理性与私欲消长的程度对比而已。”
然而臣曾思考过，汉唐以来的大道之所以被牵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杂伯思想（王道夹杂霸道等随心所欲），二是异端思想（追求长生不老、鬼神方术等）。各代有志于求道的君主，不陷入这个方面，就会陷入那个方面。
姑且就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三位君主来说，汉文帝的心被异端学说所牵累（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武帝、唐太宗的心被杂伯所牵累。
汉武帝在推行大道上没有收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统一思想的作为，不足以胜过他追求长生不老、大兴土木的私欲以及大动干戈、严刑酷法的惨烈，他的心是慌乱无章的。唐太宗完全不懂大道，后宫乱伦的耻辱、既能当将帅又能当宰相的自夸、晚年亲征辽东，最终也不能克制他血气方刚的暴躁，他的心是骄奢放纵的。杂伯的念头摇摆不定，因此就不足以谈论恒久不息的事。
像汉文帝这样的，还略微有帝王的天资、略微有帝王的境界，从一而终以君子长者之道对待天下，且晁错等人的法家赏罚刑名之说从未动摇他的心，这就是不被杂伯所牵累。假使他二三十年的恭敬节俭之心转用到探求大道上，那么后元的气象将如快马那样追赶商周，奋力前进而超过唐尧虞舜的时代。只可惜帝王纯正之心被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所间隔，因此汉文帝仅能成为汉唐时代的贤德君主，而不能跻身于五帝三王的行列。
唉！汉武帝、唐太宗被杂伯所牵累，君子本来就不敢以成就帝王的事业来期望他们；汉文帝不为杂伯所牵累，却被异端思想所牵累，这真是双重的惋惜啊！
臣希望陛下借鉴汉唐的历史，一定要明鉴汉唐君主的心志，那么从今以后的功绩教化、证验效果将超过汉唐很多个等级。
臣拜读圣上的策问，策问中说：“朕对上天赞美、使臣民欢乐……还是针对问题的裁决办法以及推行过程中还做得不够好呢？”臣得以认识到陛下您心心念念当前的八项事务，很是希望推行大道取得效果。
臣听说天灾的降临，是因为民怨招来的；人才的缺乏，是因为士人的不良风气招引的；兵力的衰弱，是因为国家的财政亏空导致的。外敌的入侵，是与国内反叛者的动乱相为互因。
陛下以“对上天赞美、使臣民欢乐”为目标而勤于政事，早起晚睡、日夜操劳，感叹时光慢慢流走，也是想稍微看到我们施行大道的效果啊。居高而回望三十年，却不能让人满意。
八项事务存在弊端，臣知陛下对此不满意。陛下分别就八个事务提问，臣合并为四个来回答，请允许我在陛下面前悉数陈述：
为什么说天灾的降临，是由于民怨招来的呢？上天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民众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我们民众所听到的；上天所赏罚的，也是我们民众所意赏罚的。民众心中的喜怒，是上天心中决定喜怒的依据。
熙宁年间（宋神宗赵顼1068年-1077年）发生大旱，那时河陕一带的流民涌入京城，监门官郑侠画流民图献给神宗，并且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是将胜利捷报的图献给圣上，料想不到有人会将父母妻儿流离失所、困苦窘迫、惶恐不安的状况画成图进献上来。浏览了臣的这幅图，施行臣的建议，十天内不下雨，祈求治臣以欺君之罪而正法。”
圣上因此废除了新法十八事，京城大雨下了八天。上天与人民之间交相感应，紧密得容不下一根发丝，经史中记载的这类情况有很多。
陛下认为现在的民众生活得怎么样呢？现在的民众生活困苦啊！
自从将进贡的财物贮藏到琼林、大盈这样由皇家独享的私库，民众就困苦了；自从频繁地营建和修缮建章宫、通天宫这样的大型建筑，民众就困苦了；自从进奉献助的风气屡次出现于豪门巨室，民众就困苦了；自从不间断地在平民之家强制征购粮食，民众就困苦了；自从所到之处的贪官暴吏将民众视作如鸡猪家畜而只是用来吞食，民众就困苦了。
唉！东南区域的民力已经枯竭了。
《尚书》说：“难道真要等到民众的怨情明白的显示出来吗？还没产生之前就要图谋着预防啊。”可现在还能说民怨不明显吗？
《尚书》又说：“怨情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可现在还能说民怨小吗？
生在此世，做为此世的苍生，上要侍奉父母、下要养育子女，也都是想要父母妻子儿女过上安乐的生活。然而手拿斧头、磨利刀刃，日夜想着如何斩断民众命脉的人，滔滔不绝、到处都是。
因此，腊月舍不得降下瑞雪，春天惊蛰节气不按期打雷，月亮侵犯木星，星星陨落变成石头，以至于天落土雨、发生地震，难怪这些频发的灾变被屡次记载下来一直都没停止过。
臣希望陛下保持从一“不息”的心，迅速寻求能够安定民众的方法，如果民众生活和谐美满了，天灾或许就会因此而消除了。
为什么说人才的缺乏，是因为士人的不良风气招引的呢？臣听说：“人在困顿时修养身心，在显达时施展抱负；幼时所学习的内容，长大后去实行。今天在家中修养，将来在天子的朝廷上践行。”
大宋初年的诸位开国元勋们曾将培养士人的醇厚风气作为首要任务。宁愿录取试卷中不押韵的李迪，也不录取穿凿附会的贸边；宁愿录取直言不讳的苏辙，也不录取文辞险僻怪诞的刘几。建立学校就必定要崇尚经学，恢复乡试就一定参考道德行为和经术学问。
后来国子监采用湖州的办学方法，建立了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学斋，让学生在这些不同专业名称的学斋去求索本专业的实质。当时像程颐、徐积、吕希哲等人都出自其中。
唉！这就是元祐年间（宋哲宗赵煦1086年—1094年）人才辈出的原因啊。士人的风气是淳厚或是浅薄对人才的产生至关重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说的。
陛下认为现在的士人风气怎么样呢？现在的士大夫之家，有孩子就一定会培养教育他的。当他年幼时，就教他断句读书，选择那些不违背当时风气、不冒犯政治的内容，使其反复熟练掌握。到他长大了，以书法精巧细致为特长、文章冗长为学养丰富，拿这些应试于乡校考试中、以此比较于科举考试中、以此获取官爵和车马等待遇。
这些父兄所教导宣扬的、师友所讲授倡明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已。那些才能卓然超群、独自脱离流俗的人才，又能培养出几个来呢？
品德精神和心术在没有从政之前就已经败坏了，那么从政之后的气节就可想而知了。用这样的人领导郡县的治理，怎么可能要求他们成为卓茂、黄霸呢？用这样的人来镇守一省的区域，怎么可能要求他们成为苏章、何武呢？用这样的人在朝廷任职，怎么可能要求他们成为汲黯、萧望之呢？
如此一来，在权势显赫的道路上奔走竞争的现象就不奇怪了；趋炎附势于权贵之门的现象就不奇怪了；出现那些被拴住的牛、被束缚的马，狗苟蝇营、患得患失和什么都敢干的人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悠悠风尘的人世间，奢靡又苟且偷生着，清新芳芬的香味消失歇气了，污浊渣滓横行无阻。“上天降下恩赐啊，秉持常道的美德！”。
新出的人才就像在牛羊啃食和斧头交替不断砍伐的地方萌发出来的嫩芽，又能有几颗呢？增加现在的人才，臣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士人风气才行。
臣希望陛下保持从一“不息”的心，迅速寻求能够使学生们达到美好完善的方法，那么学风一旦变得淳厚，人才或许就会因此而得到了。
为什么说兵力的衰弱，是因为国家财政亏空造成的呢？严谨地查阅国史：治平年间（宋英宗赵曙1064年-1067年）派遣使者招募京畿和淮南地区的士兵，司马光说：“边疆大臣请求增兵的要求一直不停，朝廷招募士兵的工作从来未止。仓库里的粮食和布匹有限，百姓的血汗财富有度。愿请停止招募禁军，训练原来已有的老兵，自然就可以防备抵御了。”
臣听说从古到今的天下，能够免于懦弱的，必然不能免于贫困；能够免于贫困的，必然不能免于懦弱。一种利益兴起，另一种祸害就伏藏，没有两端同时遭受祸害的。可现在军队和财政就同时遭受了祸害。
自从修筑东海城，就调集淮兵来防守海域，那么两淮的兵力就不足了。自从襄、樊收复后，就合并荆州的兵力来筑防襄城，那么荆湖地区的兵力就不足了。自从腥臊之气玷污了汉水，冤血溅染宝峰山，正军忠义在远途奔袭的死令中损失过半，那么川蜀的兵力又不足了。汀州（福建）、淮州（江苏）的兵力又被抽调进入蜀地，再又被抽调充实荆州，那么长江下游的兵力就更加不足了。荆湖地区的兵力又被分散去策应、又被分散去镇守安抚，那么上游的兵力就更加不足了。
国家所依仗和用以自卫的力量，是军队。然而现在兵力不足成这样子，国家怎能不衰弱呢？要想扶助衰弱的军队而重归强大，那么招募士兵的策略，坦白的说今天是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招募才刚刚开始，军需经费就变得急迫。向大农申请，大农没有钱财；向版曹申请，版曹没有钱财；向饷司申请，饷司没有钱财。除了给外族敌人的岁币银绢外，没听说过有筹划哪一个策略用来解决军粮的问题。如是国家就这样衰弱了，而且还不能免于贫困。
陛下发自内心的真诚，最近又新建了一个安边太平库，专门用来供给军队。这就像太祖积累丝绢交换敌将首级的用心，也是仁宗出钱帛来资助军队的用心。就在这转换变化之间，形势风采立刻就不同了，以前的衰弱可以变得强大了。
然而，运送粮草、供给军饷，用在军队上的有多少呢？而道观和寺庙的光彩闪耀江湖山川，土木工程的费用像装在破漏容器里的酒不断流失。
排列军灶像云朵般聚集、砍柴后做饭，用在军队上的有多少呢？而那些穿着霓裳羽衣般华丽服装、佩戴奢靡黄金碧玉首饰，宫廷费用的花销都趋集于此。
计口领取钱粮的生、熟口券凭证，按月发给衣粮，用在军队上的有多少呢？而那些拿斗装珠宝、用车载玉器以作宠幸恩赐的，外戚的耗费是泛滥的开端啊！
如果天下的钱财专门用来供给军队，那么钱财就没有不足的。只是逐渐加上虚浮的费用、再加上冗繁的费用，那么军费这个瓶子才因财政这个坛子亏空而不足了。如此一来，即使想要充足兵力，又拿什么来供给军队呢？臣希望陛下坚持从一“不息”之心，迅速寻求节约财资的方法，那么财政一经充实，军队或许就可以因此变得强大了。
为什么说外敌的入侵，是与国内反叛者的动乱相为互因呢？严谨地查阅国史：绍兴年间（1131—1162年，宋高宗赵构）杨么在洞庭湖一带作乱为寇，接连占据了多个郡县，大将王燮（𤫉xiè）不能制服他。
当时伪齐勾结金兵，派李成侵犯襄汉地区，杨么与他们互为勾结。朝廷以此为祸患，开始命令岳飞施措处置长江上游的战事，继而驱逐了李成、擒获了杨么，于是荆湖地区就平定了。
臣听说外部的敌人不能给中国造成祸患，如果它们来侵犯了，必定是等到了我们国内发生变故的这个时机；国内的反叛者也不能给中国造成祸患，但他们起事时，一定会勾结外来的耻辱势力。
反叛者如果发展到与外敌勾结，那就成心腹之大患了。现在所说的外敌固然可怕，然而他们逼近我们的蜀地，蜀地的将帅就策成了泸水之战的功勋；他们窥探我们的江淮地区，淮地的将帅就奏报了维扬之战的凯歌。
外敌的狼子野心，固然不能靠一次大捷就制止。然而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而逃跑的，是因为中国的军事技能并不都是比他们的差，他们也还特别畏惧中国是有人才的。
“唯独有那海角还在天边没被收复，小小庸劣的逆贼作乱多年。”飓风刮起来的瞬间，一捆芦苇作成的小船就可以过来，他们未必不是每日每夜都在想着向浙地进军，但是他们未能得逞。这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操作舟船，对水性也不熟悉，而且惧怕我们在唐岛（山东青岛唐岛湾）还有李宝在驻守。
然而洞庭湖一带的烟波动荡被平息沉寂后，浙西的水面又波涛汹涌的开始动荡，小小的妖孽，也渐渐有所谓反贼杨么那势头了。
听说京师有的德行高尚、高地位且受尊敬的老人，都以为这些反贼出没无常、往来迅速，驾船如飞、运桨如神，而我方的水军还赶不上他们呢！
一直以来东南地区的特长莫过于水军了，我方在金山(江苏镇江)战胜金兀术靠的就是这个，我方在采石(安徽马鞍山)击毙逆贼完颜亮也是靠的这个。而现在却反遭逆贼用这个来制服我们，我们的军队真的是太不武勇了！万一出现像杨么这样的阴谋诡计，那么以前勾结外敌的李成在荆湖所未得逞的，未必现在不能在浙江得逞。
以前听说山东遭受连续饥荒，有的部门对物资实行专卖以贪图利益，把苏州、湖州地区的粮食全部运到山东去卖掉，朝廷有大臣还在说这是贸易。
怎么知道没有为外敌做向导的人呢？一个人叛逃到对岸，我方所有的事情都会土崩瓦解啊！
又听说魏村、江湾、福山三支水军参与盐业贩卖，用来资助小逆贼，朝廷有大臣们还在说这是可行的。
让保卫国家的军队去做商人的事情，让防卫边境、开拓疆土的士兵打开向导投敌的大门，这些忧虑时局、有治国之见的都是如此这般！手肘腋下的蜂虫、怀中袖子里的毒蛇，这种险恶是可以忽视的吗？
陛下您近来命令发运司兼并提点刑狱公事、合并军队与财权，这是行将为消灭逆贼而作出的谋划啊。然而屯兵海上的并非没有军队，控制海上的并非没有将帅，可是只听到王𤫉空有的多年的苦劳，却听不到岳飞八日就战胜敌人的战功捷报。
春秋时期郑国子太叔用暴力手段平定符泽之乱，恐怕不是这样仁慈宽厚的吧。长此以往,臣担心他们会成为李成这样的逆贼给外敌带路圈地了!
臣希望陛下坚持从一“不息”之心，寻求弭除反贼的办法，那么反贼的患难一旦肃清，边境防备或许因此而可以宽松一些了。”
臣恭敬地拜读圣上的策问，策问中说：“不息则久，久则征，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显现成效的迹象呢？变则通，通则久，现在可以频繁地更改政策吗？”臣得以认识到陛下长久地遵行大道，而且对《中庸》和《大易》的格言深有感受。臣听说上天长久不坠落，是因为不停在运动；大地长久而不崩裂，是因为不停在转动；水长久而不腐，是因为不停在流动；日月星辰循环值新，是因为不停在运行。天下万物凡是从一不息的，都是长长久久的。
《中庸》里的“永不停息”，就是因为《大易》中的“变化通达”之理；《大易》中的“变化通达”之理又可以被《中庸》里的“永不停息”所验证。
“变化通达”的永恒久远，本来就是肇始于“不息”的永恒久远。因为“不息”的是心性，“变化通达”的是行迹；其心性不息，所以其行迹也不息。游历于天地六合之内，而纵论于天地六合之外；生于百世之后的当下，而追随百世之前的圣人理想。神机妙化是上天的造就，上天的运转无穷无尽。发起至诚的心念细微到隐而不见，却神妙地充斥和周流于宇宙之无穷。
天地之所以“变化通达”，本来就是由于其“不息”地在运行。圣人长久地遵行大道，也不过是效法天地而已！天地以不息而永恒久远，圣人也以不息而永恒久远。将不息排除在外而言说的永恒久远，都不是真正可以久远的所在。
臣曾经读过《无逸》一书，看到其中在位长久的有四位君主，四个之中又有三个尤为最久。
臣探究他们之所以长久的原因，商王中宗的心庄严恭谨地敬畏天命；商王高宗的心不敢荒废怠慢政事而享受安逸；周文王的心从未浸淫于安逸和打猎游乐之中。这三个君主，都只是没有贪图享乐安逸罢了。他们的无逸，就是臣所说的不息啊。
仅仅就一个“不贪图享乐”的效果就如此明显，那么再坚持不息，岂不因此而永恒长久吗？
陛下推行大道，可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暂之功啊！宝庆至绍定（1225-1227-1233年）以来就涵养这大道，端平（1234-1236年）以来就发挥这大道，嘉熙（1237-1240年）以来就把握这大道。从嘉熙到淳佑，淳佑（1241年-1252年）到宝佑（1253年-1258年）的十多年间，任何时候都没有不持守和遵循此大道的。
陛下在推行大道的这个过程中，“宫廷的火炬还未点燃”，臣知道您是和衣而睡以等待天亮来开展工作；太阳从正午到偏西，臣知道您连吃饭的闲暇时间都没有；夜漏的已滴下得很多了，臣知道您三更时分都没有入睡。这如同圣人般的工作运转，也可以说是“不息”了。
然而，过去的不息容易做到，未来还能坚持地不息就难；时间久而不息容易做到，越是久而越是坚持不息就难。
黎明大殿临朝，百官如星星般密布，陛下的心此时固然是不息的。但别人看不见的私隐之室，姑且作一番警醒和自省还能做到不息吗?
每日大驾光临讲论经史的御前讲席，底下学士云集，陛下的心此时固然是不息的。但当宦官和宫女在近旁服侍，姑且作一番循规和自察还能做到不息吗?
外在表现出来的不息固然不能保证就是内心的真实不息；此处表现出来的不息固然不能保证就是彼处的真实不息。时而勤勉、时而怠慢，时而劳作、时而辍弃，那么纯净的不息之心就杂乱了。
这样一来，那么陛下虽然心想长久推行大道而得到验证，臣知道《中庸》里关于九方面的治理，是不可能很快见到效果的。陛下虽然心想变化通达了就会长久，臣知道《系辞》里关于制器尚象十三卦记载的上古帝王之丰功伟绩，不可能在可见的时间里实现。
实身处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中，内心居于空虚清明应对身外事务之境地，这完全取决于陛下自己的考量、斟酌和执行、持守。短时间内的力量不能持续维系，那么长久以来坚持的功用则全部报废。能不警戒吗?能不惧怕吗？
陛下策问臣等的问题真是太全面了。臣忠心于陛下的对策，也已简略地在前面陈述了。然而陛下策问的结尾又说：“各位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不要过于偏激、不要泛泛而谈，要符合朕询问的细节和延伸的心意。”
臣恭敬地拜读圣上的策问到这个部分，陛下所说的“详延”之意确实可以清楚了。陛下自从即位以来，不曾以直言进谏而怪罪士人。不仅不怪罪直言进谏，而且还劝导大家要直言进谏。
臣等曾遗憾没有机会来到天子的明庭，以表达我们平素所积蓄的见解。现有幸被有关部门录取，才得以机会站在这玉阶的方寸之地，这正是臣等表露肺腑之言的日子啊。方要明目张胆、直言不讳地进言天下大事。陛下却告诫臣等不要过于偏激、不要泛泛而谈。
泛泛而谈固然不切合实际，至于偏激的言论，则是忠心耿耿有感而发的。陛下为何将忠心耿耿的直言与泛泛而谈的空言相提并论而加以厌恶呢？厌恶忠心耿耿的直言，这是要把臣等最后都变成乖乖容容、唯唯诺诺的人吗？然而，臣是要忠心耿耿的“偏激”直言呢？还是要泛泛而谈呢？抑或是迁就陛下的说法而姑且做一个不偏激不泛泛的人呢？
虽然如此，在大庭上恭敬地进言而不偏激不泛泛而谈的人，本身是有的。臣得知在汉代有一个人，叫董仲舒。
当时，汉武帝策问董仲舒，慷慨激昂地以“想要听闻大道之要”作为提问。汉武帝寻求大道，他的心太急切了。然而大道用合乎大道的言论来讲，汉武帝将要在虚无渺茫之处寻求。假使董仲舒针对此问题讲得过于真实则偏激，讲得浅薄则显得空泛。
董仲舒不偏激、不泛泛而谈，提到一个说法叫“正心”（《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汉武帝正当欲求大道于虚无渺茫之处，董仲舒却告之以真实浅近的道理，这就是陛下所说的“深刻而切中要害的高论”啊。
无奈汉武帝自恃他那一点点所谓英明的天资和超凡的见识，认为自己完全能凌驾且超越六合、笼罩且驾驭八方，而对董仲舒的言说置之不顾。董仲舒被安排去了江都扬州，而与汉武帝论道的，就另有其人了。臣真的一度为汉武帝感到惋惜。
堂堂大宋天朝固然不是汉朝所能比的，然而臣的贤能也万万比不上董仲舒，于是也就不敢偏激，不敢泛泛而谈，根切于圣上策问所提到的“大道”而得出两条建言，以此呈献给陛下，请陛下试着有选择性地浏览。
一、重视宰相的权责职能，以开启公道之门。
臣听说公正之道在天地之间，不可有一天的拥堵阻塞（壅阏yōngsè：受阻）。用以昭明、复苏而涤除、决断公正之道的，是宰相的责任。然而，扶持公正之道，虽是宰相的职责，但主持公正之道的，却是天子的事务。天子如有侵夺宰相的权力，那么公正之道就没有了。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枢密院称为朝廷，是天子与大臣们谋议国政大事、发布重大命令的地方。政令不在中书省发出，过去的人称之为“斜封墨敕”，不是太平盛世的正经事。大宋开国初期，三省纲纪很是严正，中书省负责制定政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复核、尚书负责执行落实，宫廷和朝政事务无不由宰相统一管理。
因此李沆尚且能够焚烧立妃的诏书，王旦尚且能够阻止节度使的任命，韩琦尚且能够发出空头敕令以驱逐内侍，杜衍尚且能够原封搁置并归还皇上私下任命官职的诏令以抑制任人唯亲的侥幸之风。可见宰相的权力尊贵，那么公正之道才开始有所依存而树立。
现在陛下为了公正之道所做的事，并非不周全。以杜绝攀附来警示外戚，是用公正之道责令外戚；以制裁约束来警示宦官，是用公正之道责令宦官；以反对“舍弃法律条文而使用惯例判定”来警示群臣，是用公正之道责令朝臣。
迅雷激发新的变易，星辰和太阳光耀幽暗的时空，天下由此全都拜服陛下之昭明。然而有人说近年来朝廷任命官职，在义理上有不好安置的，在法律上有不方便的，全部都是以圣旨下令执行的。
不只是各部门提升补充官员向上亵渎圣上御笔，而且军队统帅越级提升，官爵职务超常升迁，也是以攀附关系而得到陛下恩泽的。
不只是奸脏犯人洗清罪行，向上劳烦圣上发出号令，而且选取人才进入官籍，奸邪的小官吏逃避刑罚，也是以不择手段取巧钻营、讥刺指摘而拜受圣上宠爱和任命的。
甚至街巷平民琐碎的诉讼、贱役奴仆猥琐卑贱的乞求，全部都送达皇宫内廷，尽由此中直接发出诏令。这是一些如同虱卵般的，何等小的事情啊？而陛下却亲自处理这些。
大臣几乎成了奉承皇帝私人旨意的官员，三省几乎成了奉行皇帝私人文书的官府。臣恐怕天下的公正之道以此就被阻塞了。
（宋仁宗1034-1037年）景佑年间罢弃了皇帝直接降旨任命官职的做法，凡是诏令都由中书和枢密院发出，仁祖用来主持和张扬公正之道的做法就是这样的。现在进言的人还把“政事应当间或由皇帝直接降旨决定”作为一种正常的说法。唉！这也是韩绛劝诫仁祖的话啊！
仁祖说：“朕本来就不害怕亲自做出决定，不如先让大臣们充分考虑后再施行。”仁祖对韩绛的这个圣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梦古先生注：后来韩绛拿林献的揭发信直接交给仁宗裁决，仁宗以恐怕开启诬告和告密的恶劣风气而拒绝。仁宗的态度是不私下干预政事。）为何现在又要用韩绛的话启发陛下去剥夺中书省的权力呢？这是怎样的用心啊？
（宋徽宗1119年~1125）宣和、（宋钦宗1126～1127）靖康年间，创立了御笔之令，蔡京坐镇东廊专门以奉行御笔为职责。此后童贯、梁师成当权，天地因此以分裂显现于世代，这是可借鉴的教训啊。
臣希望陛下重视宰相的权责职能，端正中书省的体制。凡是皇帝直接降旨决定的事必须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按照先朝的惯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
二、召收君子，以延续直道之脉。
臣听说正直之道在天地之间，不可有一天的颓废。使其光明而主宰和发扬它的，是君子的责任。然而，扶持正直之道，虽是君子的职责，但主持正直之道的，却是天子的事务。天子如果阻滞君子正直之气，那么正直之道就消亡了。因为不正直，大道就不会显现。
君子，是正直之道的倡导者。正直之道一旦由君子倡导，过去的人称之为“凤鸣朝阳”，并以此作为太平盛世的赞贺。我大宋天朝的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大事无一不是由君子来话语言说。
因此司马光尚且能够处死奸贼宦官任守忠，刘挚尚且能够挫败横行霸道的宦官李宪，范祖禹尚且能够治罪宋用臣，张震尚且能够打击龙大渊和曾觌（dí）。可见君子之气伸张，那么正直之道才开始有所依附而运行。
现在陛下所考虑的关于正直之道的事，并非不细致。每月有供课，这是用正直之道来期望谏官；每天有轮札，这是用正直之道来期望朝廷大臣；有五日转对、有请求奏对、有不定期的召对，这是用正直之道来期望公卿百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江海广大容纳污泥浊水，山林湖泽辽阔藏匿有害之物（小毛病自消而无损整体），天下由此全都拜服陛下之度量。然而有人说近年来在朝廷上议论的政事，对于与自己有所不调和的，对于情义上有所不忍心的，全部都是以圣意来裁定的。
不只是言及皇帝的车驾等器用，让圣上勤于应付过于繁冗的奏贴，而那些小小的授予和撤销、小小的废除和设置等事，也是太多了而搁置，批复不下了。
不只是事关朝廷宗庙的事务、让圣上劳烦参与调解安排，而那些小小的言论抨击、小小的举发弹劾等事，也是不停地在宣布命令，没完没了。
更有甚者，涉及区区宦官之事、论及琐碎的姻亲关系之事，不体恤公众的议论，反而罢黜支离谏臣，这是何等卑贱的狐鼠之辈啊？而陛下却亲自庇护他们。
御史沦落到了去当和事佬还招来讥讽，台吏沦落到了只拿结果去作报告就行。臣恐怕天下的正直之道自此就被阻碍了。
（宋仁宗赵祯1040-1041年）康定年间，欧阳修因直言获罪被贬出京师，不久就被召回至谏院任职；（宋仁宗赵祯1054-1056年）至和年间，唐介因直言获罪被贬谪，不久就任命为谏官。仁祖用来主持和发扬正直之道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现在进言的人还对“台谏官僚的势力日益骄横”之现实表示怀疑。唉！这不是富弼忠于仁祖的本意啊！富弼放下身段，宁可以宰相身份接受台谏官传来的圣意，富弼为何将自己置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呢？（梦古先生注：权归天子，宰相把持。政在宰相，台谏监察。宰相富弼接受台谏官的指令，可能会助长台谏部门势力。富弼忠于仁宗，顾全大局而接受之）为何不知富弼的本意？还反倒过来启发陛下去厌倦君子的言论，这是有何居心呢？
(宋哲宗1098-1100)元符年间设置看详理诉所，结果有八百多家士大夫获罪。接着邹浩、陈瓘被贬官，从此便无一人敢为天下伸张正义而多一句嘴，这可是引以为戒的教训啊！臣希望陛下壮大正人君子的气势、养护公正言论之锋芒，凡是因直言而罢黜官职者，悉数召回至御史台任职。按照先朝的惯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
“施行大道，天下由人们公平共有”、“周朝的大道平坦如磨石，正直如箭杆。”自古以来，帝王施行大道的，没有比公平正直还放在前面的。“臣来自民间山野，心中的抱负要倾诉。”
陛下惆怅地疑惑我们的大道迂回遥远 ，而且感慨地论及从古到今大道的功业和造化有浅有深，验证和起效有慢有快，好象还有许多对今天不满意的，臣却以为这不是施行大道的罪过。
公道不在中书省，直道不在台谏官，所以陛下推行大道用力的地方虽然辛劳，只是没有很快享受大道的回报罢了。如果中书省可以用公正之道总揽政务要领，台谏官可以用正直之道纠察官员的邪恶，那么陛下即使肃穆静坐于大殿太平清和之上，所谓功业、造化和验证、实效，就可以立刻见到了。何必以至于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工作和努力，虽是志向勤勉，但大道依然遥远、渺茫无际呢？
臣开始以“不息”二字劝勉陛下，最后以“公道、直道”两条建议敬献陛下。陛下在日理万机后余下的闲暇时间，如果加以三思，那么跻身于帝王行列、超过汉唐两朝，可由此作为一个台阶吧。
臣禀性粗疏愚蠢，不知忌讳。写到这里，不知不觉地说得过于偏激和空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只愿陛下留神。
臣恭谨以对！（全文完）
版权说明——转载请标明版本和译注者：梦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