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上面有一节描写中国最早的公使郭嵩焘和曾纪泽，值得一看。

书上说，英法联军侵华之后，清朝大臣郭嵩焘到英法去做公使，他非常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

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言论，引起了晚清时期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王闿运，撰写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公使任期届满回国后，时人反对他，他的湖南老乡更是“耻与为伍”。所以，郭嵩焘就全无机会出来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养知书屋文集》便是他的作品。

继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在外国五年，更是国际知名的外交家。他回国之后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像郭嵩焘一样遭到了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做事。可惜，他没有郭嵩焘豁达，不久就气死了。

看看这些，晚清不灭亡，还有天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