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经济学培训的人都知道，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政府如果干预市场，只会适得其反。

经济学家早就论证过，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衡，反而会加剧市场失衡。

美国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这本书中就认为，恰恰是政府干预，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你说，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政府里人才济济，他们会不知道吗？

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还要进行干预？

如果我们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预市场，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学的角度，就会发现，不管经济学家怎么说，政府都会去干预市场。

政府干预市场，用的不是经济的逻辑，而是政治的逻辑。

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只“闲不住的手”。

一个政府、一家公司，只要设置了一个部门，就得来事。

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只要这个部门一设置出来，这些职位上的人，就要“无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

简单地说，政府就是要干事的，不管这事干得对不对，干了就能刷存在感。

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其实已经出现过“胡佛新政”。

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的“黑色星期四”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以积极干预，来应对经济危机。

但这种积极干预不仅没有减轻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

1929年11月开始，胡佛总统就在白宫多次开会，参会者是美国最大公司的总裁们，比如福特公司总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车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等。

胡佛要求这些公司不要降薪，并要继续扩大投资。

其实，在美国这套制度下，企业家未必要听总统的。

但是，总统的公开呼吁，让企业家们产生了道义上的压力，他们只好响应总统的政策。

本来，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可以通过降低薪水和压缩投资来进行自我调整。

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业和市场无法进行自我调整，结果就是延长了危机，最终引发大萧条。

1930年，胡佛总统支持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其实是一部后来臭名昭著的法案。

这部关税法的初衷，是通过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产业。

但结果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而导致了美国出口的大幅萎缩。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你提高关税，一定会引来其他国家提高关税作为报复。

但当时的胡佛总统竟然不这么想，这一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按照自由经济学派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总统无视经济危机，继续自由放任，让市场自我调整，危机就不会这样严重，而且美国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但问题是，对1929年的美国总统来说，支配整个事情的，主要已经不是经济逻辑了，而是政治逻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

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选民当然是希望总统和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

股市崩盘导致的资产价格暴跌，经济下滑带来的失业问题等，影响着不同阶层的选民。

根据估算，美国高峰期的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达3000万-4000万。

无数的失业者四处流浪，工程师被迫做临时工，地产经理甚至沦为乞讨者。

好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你生活在当时的美国，你是耐心等待市场自行复苏，还是急于要求政府马上解决经济危机呢？

大部分民众自然是希望总统能有所作为。

1930年，美国劳工联盟大会甚至公开表扬了胡佛的干预行为，认为这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的总统。

另一方面，与这种民意相呼应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选择。

如果一个政治家希望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机会跟华盛顿、林肯并驾齐驱，那么，危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然，即便政治家没有这样的抱负，就是为了再次当选，他也要有所作为。

经济危机降临时，胡佛这样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就会导致毁灭。相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反击计划，就是要通过干预来克服危机。

胡佛把这种干预，视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积极行动。

他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哪届华盛顿政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肩负起如此广泛的领导责任”。

你看，这位总统这样干时，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英雄般的自我满足感。

当然，他的期望最后都落空了。

在政治生活中，很多政治家都会出于政治考虑，而做了很多本来不必要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貌似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往往就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政治需要。

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共和党曾经发起过一个关于财政赤字的宪法修正案，他们明知很难通过，但仍然在国会提出来付诸表决。

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上有需要。

即便不能通过，共和党都可以赢得道义优势，可以把导致财政与公债危机的责任甩给民主党。

又比如，在很多总统制国家，很多小党的党魁都会跑出来竞选总统。

他明明知道不可能当选，为什么还要来竞选呢？

因为政治上有需要。

这样做，可以提高该党知名度，从而有利于该党的议会选举，还可以提高该党参与政治联盟的谈判筹码。

再比如，在很多国家，无论总统或内阁送到国会的法案多么完美，国会议员们可能还是会反对，或提出很多修正意见。

其实，其中有一部分议员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可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而只要无保留地同意、批准政府的法案，他们就容易变成“橡皮图章”。

相反，公开表达对法案的质疑，可以给选民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他们正在为了选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这，同样是因为政治上有需要。

1929的大萧条，其实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干预市场。

为什么1929年之前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和政府通常会选择袖手旁观？

关键变化是美国大众政治的兴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造成这种变化的，是两个主要驱动力。

一是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投票权进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获得了投票权。

二是报纸、时政杂志等大众媒体逐渐兴起了，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也出现了。

这样，此时此刻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华盛顿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

总统和议员的言论与作为，都时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了。

无论经济是稳定还是危机，无论政治家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普通民众借助大众媒体的报道就一目了然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读者还拥有投票权。

这就带来了两个后果。

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民意和大众情绪每天都可以公开表达，甚至还会被放大，而且政治家们时时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向。

大家公认的总统在危机时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总体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却在节节攀升。

这样一分析，大家应该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仅是对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现实的回应，还是对社会主流观念转向的回应。

换句话说，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总统与政治家是否选择迅速介入，固然取决于政治需要，但这种政治需要本身，还是会受到社会主流认知的影响。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

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在政治领域，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在逻辑上是对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势裹挟着，或主动或被动地作了很多选择。

但这些选择的政治后果，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预见的。

有时候，不是政府想干预市场，而是不得不这样做，哪怕这样做是错的。

1929年大萧条的美国，不管是胡佛还是罗斯福，如果他们不干预市场，那么美国民众就会选一个愿意干预的人上台。

胡佛就是民众嫌弃他干预得还不够，所以把个体户养多少只鸡都要干预的罗斯福给选上去了。

此时，政府做事，就不是经济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