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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蒋介石电令时任“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让他立即处决其手下机要秘书潘东舟。
电文称：北平宪兵司令部在破获中共特科一案时，发现潘东舟是受中共北平特科派遣，秘密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特工。
张学良不觉大为疑惑，潘东舟是由他的亲信部下黎天才引荐的，据黎天才的介绍，潘东舟早年的确曾是共产党员，但后来已经公开声明脱党，他怎么又变成了潜伏特工呢？
潘文郁
潘东舟的真名叫潘文郁，是湖北襄阳人，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
潘文郁后来又转入中共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创办的共进中学，在这样的两所学校里，潘文郁所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更深入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文郁，因为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且表现出色，被校方推选为省学联代表，随后入党并被组织派往莫斯科留学。
到了苏联后，潘文郁依旧勤学不辍，在他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专职俄文翻译的伍修权。
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俄语，其水平不在伍修权之下。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作为与会代表，同时也被指定为大会翻译，得以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相识，大量的重要文件与资料由他经手记录并保留下来。
六大之后，潘文郁奉命回国，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主编，由此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随着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名不见经传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代李立三掌握了上海中共中央的实权。
一向与李立三交好的潘文郁因此受到排挤，被调往北平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其工作内容也由专职期刊作家变成了地下联络员。
这项工作对于潘文郁而言，本就不十分擅长，更糟糕的是，他刚刚到任不久就因为上级叛变而遭到出卖，被北平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
王明
由于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宪兵司令部便指使两名叛徒和他当面对质，这使得潘文郁十分恼火，甚至有些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鉴于潘文郁在上海的大名，宪兵司令部又找来当时驻扎在北平的东北军中张学良的机要副官黎天才前来劝降。
黎天才原名叫做李渤海，曾是北大学生、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的奉军抓捕后叛变，从而投靠奉系并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
黎天才见到潘文郁后便对他说：“先生是上海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一支笔，我素来仰慕已久，先生的傲骨英风，我也是感佩之至，但先生本是一介书生，若非被人出卖，何至沦落于此呢？以先生的大才，不如暂且委曲求全，留下有用之身，他日再报效国家岂不好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潘文郁早就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但是黎天才的话却也触动了他，想到王明的打压，上级的出卖，潘文郁不禁怒火中烧。
沉吟半晌之后，潘文郁对黎天才说道：“要想让我交代组织的秘密，带着宪兵去抓捕自己的同志，那是断然不行的，你所说的委曲求全又是什么意思呢？”
黎天才笑道：“先生刚来北平不久，也并未掌握什么核心的情报，我已经和宪兵司令部说好了，只要先生公开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就可以恢复自由。”
潘文郁在一时负气之下便同意了。
黎天才
然而，他被释放后，思想却变得极为苦闷起来，他最为推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但再也不能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这种深邃的痛苦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何去何从，但凭借着对信仰的热爱和追求，一段时间之后，潘文郁逐渐振作起来。
他在黄埔军校教官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1分册的基础上，完成了近40万字的《资本论》第2、3分册的翻译，这本中国最早的《资本论》汉语译本不久后出版。
正当潘文郁沉浸在完成心愿的欣慰之中时，一位神秘人物在一个风雪之夜突然造访。
来人单刀直入地自我介绍道，他叫吴成方，是北平特科的现任领导人。
吴成方
提起特科，潘文郁立刻就想到了上海特科，让他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北平特科是怎么回事呢？
吴成方向他解释道：“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上海特科遭到严重破坏，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委托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的他负责创建了北平特科组织。”
自潘文郁被捕之后，吴成方一直暗中关注并考察着他，了解到他因为一时负气宣布脱党后，既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丧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才找上门来，希望他能重新归队迷途知返。
此时潘文郁内心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他多少次梦里回到组织的怀抱，如今梦想变成现实，让他不由得喜极而泣。
他向吴成方庄严地宣誓道：“当年我一时负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回想起来实在羞愧难当，蒙组织不弃，我愿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北京特科于1932年吸纳潘文郁为正式成员，并指示他利用与黎天才的关系寻机打入东北军内部。时隔不久，机会果然来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退入关内，进驻北平、河北一带，他因为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的严厉谴责，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有鉴于此，张学良逐渐倾向于中共的抗日主张，他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的相关情况，黎天才便向他推荐了以学者为公开身份的潘文郁。
风度儒雅、博学多才的潘文郁很快就得到了张学良的器重，被他当成顾问留在身边。
潘文郁随即化名潘东舟，在特科的领导下，他的书生气逐渐消失，变得日益干练和精明起来。
张学良
蒋介石于1934年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黎天才和潘文郁也随他一同前往武汉赴任，黎天才担任剿总政训处的副处长，而潘文郁则出任机要秘书一职。
潘文郁由此接触到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并发给组织，使得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屡次得以跳出重重包围，在外线游击战中以弱胜强，打得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一败涂地。
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设立南昌行营，亲自主持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行动，张学良被任命为剿总副司令。
在此次行动中，国民党军共出动上百万兵力，而中央红军只有10万人马，两相对比相差悬殊。
因为潘文郁的情报及时，中央红军在初期尚能够转败为胜，化险为夷。
当时的中央苏区领导人奉行“左倾”军事路线，使得根据地的局势日渐恶化、难以支撑。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北京特科提供更多详细的情报，以便摆脱危机。
这对于身处隐蔽战线的潘文郁而言，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但鉴于当时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局面，北京特科只得派联络员杨青林来到武汉向潘文郁交代任务。
潘文郁没有丝毫的推辞和犹豫，情报太多他就冒险将自己负责保管的原件带回家中，让妻子帮他一起连夜抄写，尽管夫妻俩通宵达旦奋笔疾书，但终究没能抄完。
可杨青林当天就要返程了，这可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潘文郁毅然做出了抉择，他把没抄完的那份关于兵力部署详细资料的原件交给了杨青林。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剿总司令部发现文件丢失，第一时间就会怀疑到负责保管的潘文郁身上，为了党的利益，潘文郁已经把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
红军在长征路上虽然一路疾驰，但却对前堵后追的国军部队情况了如指掌，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潘文郁的功劳。
一个月后，北京特科的成员因为行事不密，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破获，包括杨青林在内的20多名重要成员被逮捕，那份被带走的原件也因为没有及时销毁而被搜出。
潘文郁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彻底暴露，蒋介石大为光火，他亲自下令让张学良立即把潘文郁押赴南京处决。
张学良与潘文郁相处日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他也爱惜潘文郁的文才。
于是他一边向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一边让黎天才把潘文郁偷偷转移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
潘文郁自知难以幸免，便向黎天才请假回家探望一下，黎天才拉不下情面只得批准了。
等潘文郁一走，他便开始后怕起来，潘文郁若是一去不回，他就无法向张学良交代了。
不料几天之后潘文郁竟真的回来了，这使得黎天才大为惊讶和感动，潘文郁笑道：“我若一走了之，贻祸于你，岂是君子所为？”
张学良获悉后更加感佩潘文郁的品德，他把蒋介石的命令拖了一个多月，最终在严令之下未能保全，为了防止张学良作弊，蒋介石还派自己的亲信钱大钧到武汉监刑。
1935年3月，潘文郁从容走上刑场慷慨就义。
这一次他再无遗憾，他曾经一时负气脱离组织，然而仍不失信仰迷途知返、屡建殊勋，被周恩来称为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的好同志。
民政部于半个多世纪后颁布文件，承认潘文郁的革命烈士身份，以此告慰，这位命运跌宕起伏的特科英雄。
参考资料：
《潘文郁》中国军网
《中共北京特科之谜》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