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曾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1959年第一批特赦，我们功德林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本文黄维回忆录均用黑体字，以区别其他史料）”

黄维对自己的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当时他却不知道当时上级对他有多宽容，等他知道已经晚了：“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说自己没有改造好，这倒是实话，功德林唯一的一次战犯打斗，就是他挑起来的，但那场打斗真相如何，史料的说法可就不一样了。

沈醉对黄维还是比较佩服的，所以在写《战犯改造所见闻》的时候，对“黄维挨打”一事用了春秋笔法，好像那场架黄维能打赢似的——关于那场打斗，目前能找到的资料中，至少有四个说法，看来看去，还是黄维的回忆录比较靠谱。

笔者找到的四种说法，分别来自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龙游浅水”黄维挨耳光，“鸟困笼中”汤尧遭批斗》、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政协回忆录杂志《纵横》1998年第10期的《1959：共和国主席发出特赦令》和黄维本人的《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

这四种说法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黄维不肯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引起了同小组学员（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称战犯为学员，学员之间互称同学）的愤慨，黄维“寡不敌众”，就写下了一张纸条，也有人说是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是“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如果黄维知道自己可能第一批被特赦，可能就不会那么倔强了——他被俘时既没有反抗也没有自杀，而是报了假姓名和身份：“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

黄维这个人比较倔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太会说假话，他从前的同僚都说他有些呆气，那个假身份没过几天就被识破，然后就被送到了河北井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在那里他遇到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青年军整编二O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

黄维在井陉的生活很不错，他清楚记得每顿有三菜一汤，每周有五斤白面，而管理干部一个月才能吃一次面粉，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等粗杂粮：“我在那里整天无所事事，就借几本旧书来看看，或翻翻解放区出的旧报纸，心情虽然不好，可日子倒也过得安稳。”

安稳下来的黄维才开始表现出倔强，但绝不绝食，1949年成为功德林早期“学员”后，黄维越来越倔，这才有了那次“黄维挨打”事件。

黄维一直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所以在功德林他虽然是“老资格”，却没当上学习小组组长，1955年到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后来的许多“同学”都当上了小组长，王耀武当了学习委员、庞镜塘当了生活委员、宋希濂当了文娱委员、曾扩情当了生活委员，“四委员”经常一起到各小组检查工作，缝纫组长杜聿明跟他们汇报的时候也得站起来。

黄维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跟康泽一起被俘的董益三，此人曾在军统局电讯处当过少将副处长，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情报处）处长，从事的也是特务工作。

正规军将领瞧不起特务，那是当时的常态，中将兵团司令当然不可能愿意被少将特务领导，所以黄维总是变着法儿让董益三难堪，沈醉描述的那次打架，故意隐去了“老同事”的姓名，沈醉说最先看到纸条并向黄维发火的也不是董益三：“和他同组的有个阎锡山手下的死守临汾的梁培璜司令官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董益三是在美国受过训练的特务，跟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一样，打架都是行家，所以沈醉说黄维能一拳把董益三打死打伤，显然是掺杂了个人感情，因为董益三跟他在功德林重逢，态度很不友好，他送给“董组长”的一条好烟，也被拒收，那件事让沈醉很没面子。

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的说法似乎有些不同：“黄维和董益三之间发生了功德林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黄济人是邱行湘的外甥，也采访过黄维等高级战犯，他说的话比沈醉带感情色彩的“回忆”似乎更可信。

黄济人说董益三打黄维不是一个耳光而是两耳光，黄维准备反击的时候，梁培璜眼疾手快拉着董益三避开，结果黄维用力过猛自己摔了一个大跟头：“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打别人能把自己摔得皮破血流，看起来黄维的身手确实不怎么样，这可能也跟他大病初愈有关。

据黄维回忆，1952年他五种结核一起复发，肚皮胀得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战犯管理所把他送到公安部的复兴医院，又从香港、澳门买回链霉素，这才救了他一命：“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正因为一方面积极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吃得比较好，营养比较好，才使我的病慢慢地好转过来了，到了1955年冬天，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但这时还没完全好，又一直休养了好几年。”

“黄维挨打”的时候沈醉已经进了功德林，那时候恰好是黄维刚能从床上爬起来，所以打架他肯定不行，只能是嘴上不饶人。

政协回忆录杂志《纵横》1998年第10期上发表的文章说，当时先出手的是梁培璜：“黄维竟写了一首侮辱小组成员的打油诗，组员梁培璜大怒，与黄维交手。接着，董益三又给了黄一个耳光，黄维出拳回击不着，自己反而跌倒在地，脸也碰破了。”

要说黄维这人缘儿也真够差的，他在蒋军的时候就没朋友，还“欺负”过赴缅作战刚回来的杜聿明，到了战犯管理所，大家也都对他敬而远之。

据黄维回忆，当时动手的可不止是梁培璜和董益三，当时他们小组总共有七个人，另外六个是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组员李宰卿、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我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王组长是谁，沈醉没写，黄维也没明说，咱们似乎也没必要刨根问底，后来黄维跟董益三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又成了同事，他在回忆录中只写董副组长而不提王组长的名字，必然另有原因，所以我们就不提了，但黄维说那次包括王组长在内，全组打他一个：“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不管怎么说，黄维都是“挨打”了，董益三也受到了批评，但“替黄维鸣不平”的沈醉并没有出出来作证，黄维记得很清楚：“功德林的最高领导姚处长来了。他没有斥责我们，听取了第三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汇报，又分别找我和董益三谈话，指出我的发言‘观点是错误的’，希望我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批评董益三虽然‘坚持正确观点，要求进步是对的，但身为组长，动手打人，并不能表明进步，只能表明落后’。”

特赦后，黄维与董益三同为政协文史专员，又坐到了一个办公室，但显然黄维的级别更高，1978年3月，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副部级的待遇，沈醉等人则是厅局级待遇，对“功德林打架事件”，几位“老同学新同事”，也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虽然没有记仇，但大家都没有把这件事忘掉，黄维在回忆录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此事，说明那次打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自己是被“群殴”，而沈醉说是一对一单挑，谁说得更真实准确，读者诸君自有公论，那么在您看来，黄维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当时那场架，为什么全组同学都想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