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八年的长安太仓，粟米堆积如山，粮仓木梁被压出裂痕。这个存粮可供全国食用五十年的王朝，却在二十三年后轰然崩塌。隋朝，这个终结三百年乱世的大一统帝国，竟在国富民强、四夷宾服的巅峰期突然崩溃，留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谜题。
隋朝的强盛始于关陇军事贵族的集体崛起。西魏时期形成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在隋文帝杨坚手中达到巅峰。这位北周外戚出身的帝王，通过联姻手段将独孤氏、李氏、宇文氏等门阀拧成利益共同体，以“三省六部制”重构官僚体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盛世。
但正是这种集团化统治埋下隐患。大业五年（609年）的户籍统计显示，全国在籍人口达4600万，远超贞观之治时的3000万。如此庞大的治理规模，却仍依赖关陇集团的少数门阀把控。当杨广试图打破这种垄断，提拔南方士族和寒门子弟时，触动了整个统治根基。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铭文砖记载，大业九年（613年）该仓存粮达583万石，但与此同时，《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这种国家富强与民生凋敝的悖论，在龙舟南巡时达到顶点——运河两岸“树缠锦绸，地铺香草”的盛景，与沿途“饿殍塞道，人相食”的惨状形成魔幻对照。
杨广的悲剧在于盛世蒙蔽了双眼。朝臣为保性命竞相献瑞：王世充伪造“祥禽异兽”，裴蕴虚报“斗米三钱”。当各地起义军已控制河北时，大臣虞世基仍将战报改为“鼠窃狗盗”。这种系统性欺瞒，使杨广直到江都兵变前夜，还在镜殿欣赏自己的帝王威仪。
大业十四年（618年），当叛军冲入江都宫时，杨广留下最后感叹：“我实负百姓”。这句话道破所有盛世崩塌的真相：当国家强盛成为压迫工具，当制度创新变成统治枷锁，再辉煌的文明也会在瞬间倾覆。
长安城郊的隋文帝泰陵与洛阳邙山的隋炀帝陵，隔着黄河默默对峙。这个存续38年的短命王朝，用盛极而亡的教训为后世敲响警钟：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国库充盈或疆域辽阔，而在于权力与民生的平衡艺术。当唐太宗翻开隋朝户籍册时发出的那声惊叹，或许正是对这条历史铁律的顿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