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丰年 功良/记录
一架日本的轻便飞机翩然降落在寂寞、荒芜的大同飞机场，把一别十个月的山西“旧主人”阎锡山送了回来。且不说这条新闻首先通过日本通讯社传了开去，震惊了蒋介石和南京的官场，就大同驻军司令赵承绶给太原去的电报，报告总司令已坐日本飞机到达，也立刻轰动了晋军内部。这时，商震恰巧带了所属的两个师开出娘子关，脱离了山西的势力范围，被他拉动了的周原健（山东人，老五军将领，保定军校一期生）骑兵师正由大同开拔，列车已升火待发，听到这个消息，随而拨转马头，本来可以安心当省主席的徐永昌也为之大吃一惊，一时慌了手脚。
除了徐永昌以外，杨爱源、周玳以下的一般将领、各厅厅长、大学校长等军政名流立刻坐火车北上到大同欢迎，并且与阎锡山同乘专车南下，在南距太原145 里的忻县下车，换乘汽车，恭送他到五台县城以西东冶镇河边村。阎的旧宅就在这个村子背后的西山脚下，走上二三十米的缓坡，通过一个小城门洞便是。
房子不太大，两个套连着的四合院，居高临下，实际是一个没有枪炮孔的堡子。
阎锡山的归来使各方很注目，冷落已久的河边村一下子来了许多方面的代表，阎宅招待不下，便都被请到附近的进山中学吃住，这里的地方比较宽敞，阎家的红白喜事、三节两寿，都在这里办事，负责招待的是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梁汝舟，原是阎锡山的私人秘书。
由于阎锡山在北洋军人中的资格老、底子厚，在山西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不论本省嫡系将领和干部也好，或者外省来的许多新、老杂牌将领也好，都来问候、联系，称颂“总司令智谋深算”，希望“领导大家”，表示“唯总司令马首是瞻”，阎也借这个机会，向各方了解这十个月来的局势，也摸了摸他们的决心和实力的底。虽然双方都是应酬话，事实上却也正是这样。
徐永昌的省主席职位是阎锡山临走时叫商震移交给他的，徐既已同蒋介石挂上了钩，再掌握了省府印信，就更有恃无恐了。所以听说阎由大连回到大同，他就很不乐意，认为来的不是时候（实际上正是时候），没有去迎接；阎到了河边村，太原到那边坐小汽车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也没有去应付一下；现在河边村冠盖云集，他虽然在太原也同样招待这些人，相形之下气势到底不如阎。这个僵局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阎倒不一定稀罕省政府主席一职，他目的是想同徐永昌演双簧，他在后边怎么说，徐就在前面怎么比划；让徐在前台，他在后台。羽毛已丰的徐永昌是不干的。双方的矛盾就更无法解决了。
阎的亲信兼智囊赵戴文和杨爱源经常上河边村，有时一去好几天，经常讨论问题直到深夜。
正在这个为难的时刻，蒋介石上洛阳来了，于是由杨爱源出面，代表山西全体将领上洛阳见蒋，说：过去山西群龙无首，现在阎回来了，可以说，山西的局面是他20年来一手造成的，所有将领，不是部下，就是学生……大有山西非阎锡山不可的意思。蒋介石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就答应委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杨爱源可谓不虚此行。
虽然阎去大连时，没有向南京政府辞职，但现在是重新任命，重行就职，并且举行仪式。因为这次阎东山再起，是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的，很不容易，阎锡山和他的部下都很高兴，认为前程远大，只有徐永昌情绪不好，连阎举行就职典礼时，也称病没有去参加。
由于我同徐永昌私交很好，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不大好，就写了封信叫人送去，指责他处事胡涂，不参加典礼尤其是一大失着，别说是假病，即使是真病，也应该力疾前往，应该知道阎锡山是何许人。我们住得很近，只隔一条街，徐接信后，立即派他的秘书仆绍凯（编者注：可能为濮绍戡）来看我，说：“主席很感激你，的确是一个失着，现在已经动身去了。”这虽然已是马后炮，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并且徐永昌从此不再称病，按日上班，圆了场。
经过了相当时间，阎向蒋介石推荐徐到中央任职，发表了参谋次长（总长是何应钦)，一个是顺水推舟，统一内部，自己兼了省主席；一个是顺水人情，晋材楚用，既达到了分化山西的目的，又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助手；三方面皆大欢喜。但徐毕竟是山西人，仍是想借山西以自重，所以同阎仍是藕断丝连，成了阎安插在中央的一条高级内线，连阎放在中央的另一个“眼”贾德耀也得听他的，因为蒋介石确对他言听计从。徐早年在老毅军兵棚当“小孩”，先在随营学校学习，后被保送陆大，有了资格。他性格是沉默寡言，不言则已，言必有中。
倒是赵戴文被阎认为是“准蒋派”，从此被留在山西，不让去南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