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不同，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一百年前的欧美，贸易理念其实就已经存在分歧。
一个世纪前，美国正盛行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自建国后，关税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当时的美国毫无保留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策略可以追溯到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一直到1913年，此后的美国开启联邦所得税，同时大幅下调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才走向了历史。
所以严格意义上，特朗普在宣布关税政策时，提及1913年，并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这不是特朗普对等关税正确的理由，但的确给了特朗普一个所谓的参考：高关税造就了最初的美国，也让美国第一次伟大，而且还意味着不需要征收联邦所得税。
当时的美国在依赖关税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其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已经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这套理论最早是在1817年就已经提出。背后的含义也非常简单：各国因为自然资源、人口创造力差异，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各有所长。
广义上说，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进行自由贸易，那么整个世界以及每个国家本身的生活都会更好。
但如今距离比较优势理论两百年过去了，全球化早已经不是李嘉图当时所理解的那样。
另一位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他在临死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应该造什么？
这句话更好的理解可能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过去我们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和欧美的产业链并不冲突，他们造汽车、飞机，我们组装手机生产袜子。
但今天，当我们也开始造汽车、飞机，甚至还要组装手机生产袜子的时候，那么原先发达国家可以开始造什么？
过去的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当我们可以造汽车的时候，欧美也许已经可以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但今天技术的变革已经放缓，当我们的产业链开始挤压欧美的产业链时，分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当然比产业重合更可怕的还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太强，而消费能力又太弱。
这是今天中美乃至中欧贸易分歧的本质原因。
最重要的是，自比较优势理论出现的两百年时间里，全球没有真正一个国家实施了严格意义上的零关税，各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亦或是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在不同的产业领域，依然有较高的关税。
而特朗普的出现，则是将这种关税不断放大，乃至到了一个所有国家都诧异的地步。
这背后不仅仅是中美工业化重叠，还有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的问题。
去年我国的贸易顺差是接近1万亿美元，而美国去年的贸易逆差则是1.2万亿美元。
看中美直接贸易额，去年美国给我国提供了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算上东南亚经济体的“中转”，我国去年赚的贸易顺差当中，至少有5000亿美元都是由美国提供的。
这就是双方最直接的分歧。
美国前贸易部长曾说，世界无法接受我国每年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为什么无法接受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托所提出的“中国冲击论”。
2001年，在全球聚焦于911事件余波之时，我国也加入了WTO，这让我国商品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这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当时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沿海工厂，为美国消费者生产更廉价的出口商品，美国的生活水平更好了，而我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也能够满足温饱，并有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李嘉图口中“比较优势”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国因此赚取了数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再投资回美国，这样有助于降低利率。
在过去这套玩法之下，美国是赢家，我们也是赢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大卫·奥托的研究，到2011年止，在这场我国商品冲击中，已经导致美国流失了约240万个工作机会，且这些冲击主要集中在美国铁锈地带和南部地区。
在去年，这位经济学家又进一步给出了新的分析，那就是特朗普的关税策略，提高了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的支持度。
这一切，可能是特朗普提高对华关税的根本原因。
从过去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到今天的中国冲击论，时代在变化，机会也在发生变化。
当美国发现，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也可以造汽车甚至是飞机的时候，那么此刻，我们多生产的商品，就是美国损失的工作机会。
至此，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崩塌。
大卫·奥托提出的中国冲击论是否正确，这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这给了特朗普一个几乎完美的理由借口，以对华加征关税，来解决美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我们的商品应该卖给谁，这不是由特朗普说了算，应该由美国消费者说了算，哪里的商品便宜，自然就应该购买哪里的商品。
强行以关税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最终损失的，只会是美国自己。
戏剧性的是，从全球化到贸易保护主义，背后是两位经济学家的理念；而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背后同样也是两位经济学家的理念。
时间已经证明，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时间同样还会证明，大卫·奥托是错误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