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州的遗书让人观之落泪：出生被卖，四岁失去养父母，学校里被欺凌、被猥亵，光是这样的经历已经足够悲惨了。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坚强而又敏感的。

这个孩子又是向上而阳光的：初中时是班干部、学生会主席，“感动校园十佳人物评选活动”的候选人之一，还曾积极参加抗疫做志愿者。在最后的遗书里，也还记得要将账户里的一半余额捐给石家庄市孤儿院。

西安疫情刚过，对我这被封了三十多天的人来说，此时对一线的抗疫志愿者更愿多一份敬意。

对一个努力向上的孩子，如果只是亲生父母得而复失、拉黑断绝关系，虽然这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我想他应该还经受得住——他的生长过程中本来就没有那所谓父母的两人，短短几十天的寻亲就当是一场噩梦，他还可以按照原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

然而，最可怕的是——人言可畏，那么多网上陌生人的恶意谩骂最伤人心。

我是一个成年人，自认内心还算坚强，但也遇到过因发布某篇文章而招致几百条谩骂的经历，甚至有人专门发私信辱骂。那种感觉是非常糟糕的，即便也有很多人支持，但还是会感到惊讶和深深的怀疑：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不尊重事实而只以自己的想象口吐恶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辱骂素不相识者。

一个成年人因为几百条谩骂尚且会郁闷不已，更何况一个未成年人骤然遭遇数以万计、以十万计的恶意言论，且又孤独的无人开导排解，怎能不心理崩溃？

《新京报》的那篇报道，表面看来只是客观记录刘学州父母的言论，然而，请那位记者扪心自问，在突出“刘学州让亲生父母买房”这一点时，是否对这个孩子缺乏善意？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因阮玲玉自杀而写的《论“人言可畏”》，重新读了一遍，还是佩服先生的深刻，近百年后仍然振聋发聩：

不久就有一位记者公开的反驳，以为现今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况且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现今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

那些曾经让人敬重的媒体，如今是不是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

这不就是以小人之心来恶猜他人吗？

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除非人们能长久的记住刘学州的遭遇、真正建立起对这类不幸孩子的保障机制，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只需几天，我们的脑袋里将充斥着下一个热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