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八孩女事件至今尚未平息，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善良的网民出于义愤或恐惧而不断发声，这是舆论的价值。

但在徐州发布第四份通告、李亚玲老师微博讲了她所了解的信息后，还有一些人坚持“我不信你洗地”的态度，我就觉得有些费解了。

或许，有些人是真的善良单纯然而脑袋已经不清醒了，而另有一些人甚至不乏大V，则是故意带舆论引导网民情绪。

李亚玲老师的标签本不是“编剧”，而是顶尖的调查记者——2003年的李思怡案件报道就是她做的，像我这种老网民还记得那个案子，记得她的贡献。我认为她的说法是最合情合理，也符合我的社会经验。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仅仅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而忽略了现实人生的复杂和无奈。

无意争论，想起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故事，做个记录吧。

我的家乡现在名列全国百强县前十五位，远比徐州丰县发达。但，就在1980年代，这里的很多农村家庭因为贫困，要用换亲的方式给儿子娶媳妇：A家的儿子要娶媳妇，B家的儿子要娶媳妇，于是就把两家的女儿彼此嫁娶。亲上加亲？衍生的悲剧也不少，有一对离婚，则另一对必然要离。

1990年代初，邻村有位身有残疾一直娶不到老婆的亲戚终于找了个四川媳妇。那时我年龄还小，后来隐约得知：这个媳妇大概率是被她的老乡拐卖出川的，去过好几个地方，第一次到这位亲戚家里只住了几天，后又被带走去了别的县。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居然自己跑回来哀求留下。再后来就摆平了，他们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男人后来收入不错，对老婆很宠爱，还在县城里买了房，她后来也回过四川老家，娘家也接受了。

但毕竟老夫少妻，二十多年后，女方出轨了，算起来出轨的还是沾亲带故的一个晚辈，丑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人离婚了。不过听说他们后来又一家三口在县城房子里过年（没脸回村里），或许现在又复婚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村里也出过精神病：那么精明要强的一个妇人，三个孩子里却有一儿一女成了精神病，整个家也就毁了。这兄妹两人多次犯病—拉到医院治疗—治好后回家—过段时间又犯病……那个女儿正常时还笑着和我打过招呼说过话，但我心里其实是害怕的，便只是匆匆敷衍几句。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还结婚生了个孩子。但几年前，听说她和她哥哥都已经病死了。

1994年，我在教室里苦恼一个问题：如果在长途大巴车上遇到歹徒行凶，我能不能像徐洪刚一样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我羞愧地在心里承认自己很难做到。

徐洪刚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大巴车上勇斗歹徒，身中14刀，肠子流出体外50厘米。当时他的事迹非常轰动，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由此可知当时全国的车匪路霸多么嚣张、治安环境可见一斑。

在那个时期，本县最好的高中校园里也会有一些社会地痞流氓进去闹事。有次就发生了这种事情，有的班级敢于抵抗，而某个班级的学生则吓得躲在教室不敢出去。据说校长后来专门去了这个班级，扫视全场学生，说了句：尔等如此胆小，何敢以江山相许？

这位校长据说被人晚上截道报复过，打到脑震荡。

我读的那所乡村初中也有类似遭遇：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到学校里挨个教室强卖他的产品，搞得全校鸡飞狗跳，直到在我们班碰了钉子。我们全班都很团结，将其堵在门外，摆出不惜一战的强硬架势，我当时是班长，在全校各个班级无数同学的注视下把货品放回他的脚下，全场鸦雀无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初中时代最荣耀的时刻，远比考几次全校第一光荣多了。

不过，最终结局也说不上多光彩：班主任来和他做了一番交涉，最终我们班还是买了他的货品，只不过是比其他班级价格低了一点、数量少了一点。

1990年代末，我到数千里外的重庆读大学，父母担心路上安全，给我把学费缝在了内裤里。那时普遍如此。

入学后首先要军训，当从学校出发步行前往歌乐山军营时，在路上却被堵住了——下岗工人正在大规模堵路，后来看我们是大一新生才网开一面。

2006年在广州，我亲眼见过摩托飞车党从身边掠过，抢走了前面一个小伙的手机，那小伙愣了一下，然后怒吼一声“我X你妈吆”撒腿就追，当然没追上。也曾在公交车上听到车窗外有人喊抓贼，看到一位中年妇女手指前方奔跑着咒骂，她的首饰被抢了。

2009年的某个晚上，有位朋友在西安南二环西桃园天桥上，被两个年轻人用刀顶着，抢走了身上所有的现金。

2012年的某个晚上大概凌晨一点，我在小寨十字附近遇到一位满头是血的男子向我求助，他刚被人抢走了手机和财物。我帮他打110、120、通知他的朋友，等着警方来，等到他的女朋友哭着赶来。

也就是最近这十年，天眼越来越多、移动支付让人们不再带现金，这是科技的力量。

不如意处很多，但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几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