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报告：陶寺遗址及其异议

作者：翁卫和

背景介绍：

陶寺遗址考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观点分歧，从尧舜之都的认定到遗址发掘的多项成果，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以下对陶寺遗址的发现以及学术界的异议进行总结。

论点和观点：

苏秉琦先生强调陶寺文化的时代标杆性，将其置于南北文化综合体的讨论中，指出陶寺在晋南地区突显了帝王之都的地位，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此观点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有详细叙述。

在2016年的考古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如王巍、李伯谦、何驽等直接认定陶寺为尧都。这一定论得到广泛认可，特别是通过地名、历史文献、方言等多方面线索的印证，将陶寺与尧帝的都城联系起来。

发布会上介绍的陶寺遗址的八大发掘成果，包括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最早的龙图腾、古老的乐器、最早的文字等，使陶寺备受瞩目。这些成果将其定位为一个文明起源的关键地点，规模仅次于良渚城址和神木石峁遗址。

学术界的异议：

然而，陶寺的认定也面临着一些学者的质疑。张忠培、严文明、张长寿、徐苹芳等质疑何驽的诸多观点，将这些质疑看作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质疑者对观象台的立场较为激烈，认为其建构基于不再存在的观测柱，形成先行假设的方式不妥。

赵辉指出考古学在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存在局限性，尧舜作为传说中的人物，其传说的可信性也是质疑的焦点。文字的发现数量较少，导致关于时代的下结论存在不足。

许宏和许永杰等学者提出了关于陶寺的一些实际问题，如缺乏青铜器作为高级墓葬随葬品的迹象，以及对文明起源和陶寺文明特点的不确定性。

解疑方向：

对于陶寺遗址真实身份的解疑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1. 对古代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拟定，考古学在这方面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更全面的多学科参与。

2. 考古学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关于尧舜等传说人物的考证上，需要更多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参与。

3.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关系，如何更准确地将遗址的等级与“尧舜之都”的身份联系起来。

4. 对陶寺文明的发展过程、特点以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真实地位的研究。

结论：

陶寺遗址的考古风云展示了学术界对古代文明认定中存在的挑战和差异。解疑的方向需要更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呼吁对于观点的审慎和开放，以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陶寺文化的不同观点，包括苏秉琦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等的看法：

1. 苏秉琦先生观点：

- 陶寺文化是花与龙的结合，代表晋南“帝王所都”的地方，相当于古代“尧舜”时代，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 晋南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观点：

- 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并与尧都有契合。

- 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被认为是尧都。

3. 学界观点：

- 陶寺遗址是尧都的共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都，学者对此形成了共鸣。

- 尽管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原因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但对陶寺遗址是尧都的性质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

4. 何驽先生观点：

- 陶寺遗址在时期和性质上的争议几乎不存在，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文明核心主干形成的起点。

- 尽管单个证据可能会受到质疑，但所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而符合逻辑的证据链，因此“陶寺是尧都”的结论有力且可以下定论。

这段文字展示了关于陶寺文化的考古争论和观点的多样性，以及对陶寺遗址是否为尧都的共识。

何驽先生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详细介绍了考古学的“八大”发掘成果：

1.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展示了古代测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为古代天文学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据。

2. 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龙图腾，突显了陶寺文化中的独特符号。

3. 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揭示了中国最早的乐器，为古代音乐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4. 最早的文字：在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为研究古代文明和语言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5. 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板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材料之一，突显了古代建筑工艺的进步。

6. 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揭示了史前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墓葬，为研究古代社会结构和葬礼习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7. 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发现了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为研究古代城市化和居住结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8.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早500年，揭示了古代人类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

这些成果丰富了对陶寺文化及史前时期社会的了解，使陶寺遗址成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当然，在对陶寺遗址的定论上，考古学界存在不同声音，包括质疑者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这反映了学术讨论的正常状态。

在质疑中，一位考古大家表示对于“观象台”存在问题，指出地表以上的观测柱已经不存在，质疑先行假设再寻找证据的方法。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提到考古学的局限性，指出考古资料难以具体关联到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尧舜本身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传说的真实性存在争议。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表示，陶寺未发现青铜器作为高级随葬品的迹象，认为陶寺是邦国之民，与王权之初的二里头不同。

即便存在质疑，有学者也表达了对陶寺可能与尧都有关的倾向，但强调对于“一定是”的断言持谨慎态度。这些观点凸显了对陶寺遗址的认识存在争议，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翁卫和则提出了一系列对于陶寺遗址所声称的“尧舜之都”身份的合理质疑。这些问题突显了考古学在解释古代文化和历史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于遗址背后文明发展、人物身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与考古学：对古代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拟定确实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任务，尤其是在缺乏明确历史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在解读古代文明时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它主要研究遗物，而不是书面记录。

2. 遗址的等级与“尧舜之都”的关系：虽然陶寺遗址被认为是个都城，但要将其坐实为“尧舜之都”还需要考虑遗址背后的人、时间、空间等元素，这方面的证据目前尚不足。

3. 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在探讨人类发展方面的确有局限性，而对于历史记载的解读需要多学科的参与。缺乏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可能导致结论相对粗略和抽象。

4. 陶寺文明的起源与特点：对于陶寺文明的发展过程、特点，以及其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还有待深入研究。

5. 陶寺文明的来源：陶寺文明的确切来源尚未交代清楚，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方向。

6. 华夏文明的根源：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翁卫和提到了考古学者观点的质疑。强调华夏文明的发展是由王根、邦干、国冠、是王朝万国构成的过程，这与一些考古观点可能存在分歧。

这些建议和问题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未来的学术工作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多学科合作和细致的考古调查，以更准确地理解陶寺遗址和华夏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