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承认，商朝以前存在过一个夏朝。可惜，由于没发现任何夏朝的文字，始终没办法一锤定音，只能根据考古推测大体框架。另一个连带性后果是，我们没法了解夏人的精神世界，不知道他们信仰什么，敬拜什么。
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创了甲骨文，留下了只言片语，能够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的精神世界，知道他们的信仰体系。根据甲骨文，我们知道商人的信仰世界，与同期西亚不太一样。
同期的西亚族群，比如古巴比伦人、亚述人、犹太人等，信仰的都是超自然神灵，比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亚述的阿淑尔、犹太人的耶和华等。尽管有的国王曾以神自居，但是整体来看，古西亚各族群并没有把人鬼当作主神来崇拜。
中国境内的商代王室，则多了一个崇拜对象。已有的甲骨文研究告诉我们，商人崇拜天神、地示和人鬼三大神灵。如果说天神、地示与西亚的神灵，还属于同一性质，那么人鬼就是中国神灵信仰所特有的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人鬼，与欧美基督教文化中的“鬼”，不是同一个概念。基督教文化中，有两个可以对应“鬼”的概念，一个是ghosts，可以译为鬼魂，另一个evil spirits，可译为恶灵或魔鬼。这两个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鬼，尤其是与殷商信仰的人鬼，差异甚大。
作为ghosts的鬼魂，是人死以后的灵魂或魂魄，这与中国人的理解相差不远。但是，基督教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会下地狱或者上天堂，不会游荡在人间。所以，人间是没有鬼魂的。如果有，那也是魔鬼。
作为evil spirits的恶灵，是背叛上帝的撒旦及其追随者，他们与上帝一样是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到人间诱惑、控制或伤害人类，但是他们与人类没有本质关系，更谈不上血缘联系。
学界所说的商代人鬼信仰，是指祖先信仰。更准确地说，是商人王室对他们先公先王的信仰，与只能升天下地的西方鬼魂和本质上邪恶的撒旦，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由于西风东渐，近代以来的国人不自觉地受到西方观念熏陶，很容易误解中国上古的人鬼观念。所以，进入正题之前，必须向大家澄清这两者的区别
不过，这一讲要分析的，不是商代人鬼与西方鬼魂或魔鬼的区别，而是想讨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商人王室到了中期以后，为何大幅度提高祖先神性，甚至令其无形中取代了上帝？为什么西亚没有出现这种革命性的信仰转折？
李硕在《翦商》中，曾推测商朝中期发生过一次流产的“宗教革命”。一派受盘龙城祭祀文化影响的王室力量，试图以青铜礼器来代替人祭，结果受到另一派的镇压。姑且不论这个推测是否属实，我认为，商朝中期以先公先王取代上帝的信仰变革，才是真正的“宗教革命”。
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十多年前台湾的刘文强、陈逸文，提出并探讨过这个问题，其他研究者都将其当作默认的定论，很少分析商人王室为何这样做，以及其连锁性反应。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独特的信仰结构，更关系到中国人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不能不仔细检讨。
根据甲骨文研究，商代前期重在祭祀以上帝为核心的自然神灵。那个时候，甲骨卜辞中屡屡出现祈求上帝降雨、免灾、赐福的文字。商人王室也祈求先祖，但是相对来说，天神地示的地位更加突出，在祭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然而，仲丁将都城迁往小双桥的隞都后，这种信仰结构发生了变化。主持小双桥遗址的宋国定说，从祭祀种类、祭祀品多少、祭祀次数等方面来看，尽管商人王室还没形成统一的神灵体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祖先神在殷人信仰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或者说是主导地位。
这意味着，从早商向中商的蜕变过程，不仅仅是权力和都城的转移，也伴随着悄无声息的信仰结构革命。至高无上的上帝，在商人信仰世界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被商人王室的先公先王取而代之了。
武丁时期，信仰变革开始加剧。武丁在位时，上帝的权能似乎逐渐缩小，商王不再卜问是否能够降灾降雨，更多祈求上帝保佑战争获胜。而且，从甲骨卜辞来看，晚期的武丁权力扩张，不再委托贞人主持占卜，而是亲自判断卦兆，做出最终解释。裘锡圭甚至认为，武丁开始称其父为帝。
刘文强和陈逸文对于武丁称其父为帝持不同意见。武丁是否称其父为帝，还存在疑问，暂且不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武丁以后的商王确实越来越敬重先公先王，而不把上帝当回事了。
在神灵世界里的位次上，上帝仍然享有最高神性，殷商王室的先公先王屈居其下，被称为“王帝”，但是殷商王室日常祭祀，完全转移到先公先王身上。上帝几乎退化为一道存而不论的信仰背景。
殷商后期的君王，已经不是对上帝存而不论，而是有些不屑甚至侮辱了。《史记》曾描述商代第27任君主武乙说：“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后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武乙暴虐无道，曾制作了一个木偶人，称之为天神，他与天神赌博，结果天神输了。为侮辱天神，武丁命人用一个皮革囊带盛满鲜血，放到木偶上，自己仰头用箭射之，美其名曰射天。后来，武乙在黄河渭水之间打猎，被暴雷劈死了。
司马迁听来的这个故事，不一定符合事实。但是，这个故事与纣王流传在世的一句话“我生不有命在天”，颇有暗合。两者合起来，或许可以折射一个历史现象，即武丁以后的殷商王室，越来越漠视上帝而推崇先公先王，以先公先王作为核心祭祀对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同时期的西亚各国，都没有出现这种天地大转换，而殷商王室却做到了呢？
在我看来，一个关键因素是殷商和西亚的宗教性质不同。西亚地区生存条件艰苦，人类生活受环境变化影响巨大，所以他们的宗教是全民性的，并且孕育出一个庞大祭司阶层。这个阶层与王权一起，带领西亚进入了国家门槛。进入国家阶段后，祭司阶层与王权相互合作，而又相互制衡，多少有点二元权力结构的性质。
这种近似二元权力结构，使得国王无法轻易改动信仰。祭祀阶层和神灵信众太过庞大，王权只能顺势引导，而不能强势改宗。即使占领了异族土地，他们也会尊重其主神，争取与祭司阶层合作。
中国境内的上古先民，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相对来说生存条件略好，对自然界的变化不像西亚族群那样高度敏感，所以宗教信仰相对淡薄。商人王室的信仰体系，不是一种全民性宗教，而是属于商人王室的宗教。
王室宗教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产生庞大而强势的祭司阶层。为祭祀服务的人员，都是王室设立，而完全听命于君王的。武丁可以轻易废除少数的贞人，亲自接管判断卜兆的大权。
同时，王室宗教的性质，也让殷商王室不自觉地按照人间格局，来想象天庭的权力安排。他们在现实中是统治者，也幻想在天庭是统治者，希望天庭是人间的翻版。
古西亚的各种宗教，尤其是后起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底层发端的，或者是创始人历经劫难而发明的。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所想象的天堂，绝对不可能是现世的翻版。如果是现世翻版，他们就永远不会有翻身之日。
这种根本性区别，是殷商与西亚分道扬镳的关键。殷墟时代的君王是一元的，没有任何强势力量予以制衡。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勾勒天庭体系，自行决定祭祀对象，自行自行解释甲骨卜兆。
武丁以前，要么是王朝初兴，君王还有几分敬意，要么是王室内讧，君王底气不足，所以对上帝抱有敬重。
但是，到了武丁时期，情况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武丁稳固内政后东挡西杀，征服无数方国，一时之间找不到对手，颇有天下独尊的感觉；另一方面，频繁的占卜必定会出现神意不灵的窘迫，占卜次数越多，神意不灵的可能性越大。这两种情况凑在一起，很容易令商王怀疑上帝的神力。
尤其是对武丁子孙来说，他们看不到上帝有何神力，反而能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武丁的赫赫战功。先公先王似乎超过上帝，拥有更高超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他们把本来就位列上帝左右的先公先王，提高到了对等于上帝的地位，并将日常占卜对象，从上帝变成了先公先王。
殷商王室推行的这场“宗教革命”，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境内先民本已有之的信仰倾向。大众本来就对超人类神灵较为淡漠，现在王室都奉先公先王为最高神灵，自己更无需膜拜那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何况，那个上帝还是商人王室发明的，不知道他会保佑谁。
周人代商以后，虽然指责殷商废弃祭祀，但是他们将殷商的上帝改为“天”，并将天意转化为民意，实际上同样将上帝悬置，存而不论。而且，他们也像殷商一样，认为祖先可以保佑自己，奉祖先为圣王。只不过，他们将圣王从天庭拉下人间，作为了日常祭拜的主要对象。
经过商周两代，中国先民的精神世界基本定型。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一种最高力量，但它不再是人格化的上帝，更不是时刻左右人间的主宰。它只是遥远地俯视人间，偶尔主持正义的青天大老爷。那些死去的祖先神灵，足以保佑子孙后代平安顺遂。
这种精神信仰底色，决定了中国人很难完全接受西方尊奉上帝的各种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