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董必武

1937年，延安来了一位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

这个女作家在访问时，问董必武：“中共一大文献还在吗？”董必武回答道：“都丢失了。”

董必武说的时候，有着说不出的遗憾，伴随着他的叹息声。

是的，一大开完后，那些代表们各自发展，又经历多年的战乱，能保存完整才是奇事。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1960年，一位美国人发现了“一大文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韦慕庭

1960年的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史的教授韦慕庭（中文名）兴奋极了，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位学生的一份毕业论文，论文成稿时间是1924年1月，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英文。

这个论文的名字叫《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个学生怎么会写出如此专业且有深度的论文呢？

几番研究之后，教授有了重大发现，论文背后的附录让他惊讶。

附录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

附录二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是《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是《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这附录彻底震撼了韦教授，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附录一、二、三、四、五是消失多年的，就连中国共产党自己都找不到了。

如此资料怎么能不让教授开心呢？

为了确认这些附录文件的真实性，韦教授开始仔细查询。

写论文的学生的名字，叫Chenkunpo。

看这个名字，如果你用拼音读的话，会很眼熟，因为读出来是：陈公博。

对中国现代史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陈公博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曾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也担任过上海市市长。汪精卫死后，此人一度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这个人，曾经参加了1921年的一大。

韦慕庭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教授，不可能不知道陈公博。

为了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他开始查阅资料，发现此人颇为奇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登记簿”上，登记过三次，分别是1923年2月28日、1923年9月27日、1924年9月，而三次生日不尽相同，分别是：1891年8月28日，1891年9月29日，1892年。

一个名字相同的人，为何会注册三次，为何生日屡屡不同？

根据陈公博的身份，这位教授又通过《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询，发现陈公博的出生年份写的是1890年。

生日多变，让人云里雾里，韦教授不敢完全确定。

为了进一步确定身份，韦教授拜访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唐德刚博士，这人也是很有来头，熟知中国情况，曾访问过胡适，和胡适做过好友。

看了相关资料，唐博士经过仔细研究，提出寻找陈公博的回忆录《寒风集》，答案可能就在这本回忆录里。

韦教授开始寻找《寒风集》。

线索不多，但是看到了希望，当时，堪萨斯大学正在和居住在香港的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基于此，韦教授写信给张国焘，希望得到陈公博的《寒风集》。

就是这么巧，张国焘还真有这书，并寄来了一本《寒风集》。

韦教授满怀希望地开始查询，他没有失望，在《寒风集》书中191页开始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详细记录了相关的事项。

就此，韦慕庭确定了那份论文和附录的真实性。

之后，韦教授拜访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后辈，又查询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就此出版了一本书《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英文版），韦慕庭写了这本书的绪言。

就此，陈公博的论文在沉寂36年后，被公开出版。

唯一的遗憾是，书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没有11条，从第10条直接跳到了12条。因为原文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和韦慕庭尊重了陈公博的原文。

可惜，1960年的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严重对立，而且注重这类话题的美国人很少，因此，没多少人重视。中国的党史专家们也没办法看到美国出版的书籍。

不过，中国的党史专家们没有闲着，从建国后起，他们也在努力寻找“中共一大文献”。他们从另外一个渠道得到了另一份资料......

早在1950年，我们国内的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文章，名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篇文章写的时间和陈公博写的差不了多长时间，当时的葛萨廖夫和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很熟悉。

不过，此文来历不凡，竟然和张作霖有关。

那是在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单位，还抓走了我党著名的领袖李大钊先生。

当时的李大钊在大使馆西院办公。李大钊被捕后，很快就牺牲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而从苏联大使馆搜出了一些书籍，其中就包括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张作霖让人将这些俄文文献做了翻译，并写成了文言文，并汇编成册，起名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不得不说，看这名字是相当的唬人。

兜兜转转间，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它被党史专家们搜集到了。

这文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写得很详细，可是，没有收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原文。甚为遗憾！

但是，这给了党史专家们一个思路，或许，在苏联人那里有我们的一大文献资料。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之后，杨尚昆等人开始和苏联人沟通“中共文献”这事。

经过了多次沟通之后，苏联人把共产国际相关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档案交还给了中国，当时有好几箱子。

经过仔细的整理，细心的专家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不过是俄文版的，还是没有中文的原版。

接下来，有专门的翻译人员经过认真翻译，一大文献就翻译就此成了中文，并首先刊载在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上。为了确认资料的准确性，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将文件送到了董必武老先生那里鉴别。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董必武老先生看了后亲笔复函，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三个一大文献的内容，在没有出现中文原版之前，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

董老先生的复函，说明了这份资料的重要性和可靠性。

可以这样说，在大洋彼岸的韦慕庭教授查出一大文献的资料前一年，中国已经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份可靠的资料，但是，那份资料并未公开，只刊载在内部刊物《党史资料汇报》。

由于俄文版“中共一大文献”获得后，并未公开出版，美国的韦慕庭教授一直认为他们是第一个发现中共一大文献资料的。

12年后，在韦慕庭出版了书籍之后的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在一本日本文献里发现了“中共一大文献”资料的信息，后来得知，日本文献的参照是美国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李俊臣到北京图书馆找书，竟然找到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因为是英文版，这书并没有引起重视，也不知道在北京图书馆“躺”了多长时间，就和陈公博的论文在1960年才被发现一样。

有意思的是，英文版和俄乌版一对照，关于一大的文献资料基本一致，出奇的是，两个版本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中都缺11条。

无疑，都是参照了中文的原版。

“一大文献”的中文原版到底去哪里了？谁也不知道，毕竟，那些一大的代表们都已仙逝，而一大的代表中，能够坚持革命到新中国建立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其他人要么是英年早逝，要么是退出党组织，要么是沦为叛徒。

成功的道路并不拥挤，能坚持下来的，看来只是少数。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共一大文献资料的中文原版会突然出现，这个实在无法预料。只能拭目以待了。

当然，也可能永远不会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