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七大前夕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和张闻天正在商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场景中，意外地出现了张的夫人刘英，毛主席轻松称呼她为“娘娘”，还邀请她发表意见。刘英的回应直接而坦率，她的意见并不单独存在，那么她提出了哪些具体意见？为何她对邓发的看法如此坚决？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陈毅曾经将王稼祥比作汉楚争霸中的关键人物韩信，强调了他在党中的战略地位：“王稼祥如韩信般重要，他的选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在1930年初春，王稼祥结束了他的海外使命，回到祖国，担纲中共宣传部的关键职务。

他还主导了两份重要的党刊——《实话》和《红旗》，这些刊物在党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到了1931年春，他与任弼时一道，进入了风雨飘摇的中央苏区，开始了更为关键的政治任务，成为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头人，迈入了党的高层。

在苏区的日子里，王稼祥的政治智慧和沟通能力逐渐显现。虽然当时由共产国际派来的领导层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与毛主席等本土领导有所分歧，王稼祥却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包容与理解。他不仅开展工作时考虑地方领导的意见，还积极与毛主席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工作关系。

1931年11月，随着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而毛主席则被选为主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接连打破敌人的多次“围剿”，苏区局势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突然被解除了指挥权。

尽管此次人事变动似乎对王稼祥有利，但他在内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主席，表达了对毛的信任和尊重。他公开表示：“之前反复的‘反围剿’胜利，证实了毛主席同志的战略是正确的。我们苏区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他的领导。

尽管王稼祥的这番辩护未能改变局面，毛主席还是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二人的惜别，充满了情感与不舍。接下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惨重，王稼祥本人更是在战斗中被敌机炸伤，身受重伤，经过长时间紧急救治，他的生命虽得以保住，却留下了深重的身体后遗症。

1934年，红军被迫踏上长征的艰苦路程。在这段途中，身体状况都不佳的毛主席和王稼祥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思想和战略。通过这些交流，王稼祥更加认同毛主席的领导视角。

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后，毛主席洞察到红军的困境，认为应放弃与其他主力部队的会合计划。尽管已无实权，毛主席仍试图影响军策。王稼祥深知情况的严峻，坚决支持毛的决策，并在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上努力为毛争取发言权。

这场会议最终支持了毛主席的战略建议，决定让他重新出任领导职务，改变了原定的行军路线，使红军避免了可能的全军覆没。尽管如此，红军的高层中仍有人对毛产生阻力。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再次挺身而出，坚决要求重新评估领导层，以确保战略的顺利实施。

1941年中央政治局确定在七大前不调整中央书记处结构，并建立了常规的工作机制，王稼祥作为核心成员之一，每周参与两次的核心会议，显示出他的重要影响力。

在随后的政治局调整中，原七人小组转变为由毛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的三人小组，王稼祥虽任宣传委员会副书记，但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

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王稼祥名列中央委员候选，但在关键的投票中未能获得足够支持，初次未能当选。毛主席对此表示：“王稼祥能够贯彻大会精神，历史已多次证明他在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那么为何王稼祥会在此关键时刻落选？毛主席对此深感疑惑于是寻求刘英的见解。刘英的观点往往代表了一部分党内的声音。受刘英观点的启发，毛主席随即鼓励与会代表重新考虑王稼祥的重要性，最终使他以高票成为候补中央委员。那么刘英是谁为何能在这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毛主席为何特别重视她的意见？

刘英诞生于1905年的长沙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家庭，她的先祖曾是朝廷官员，父亲是清末举人，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刘家的政治背景遭到巨大挑战，官途变得无路可走。

1924年，年仅19岁的刘英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教育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定投身于激荡的革命浪潮中，从此与家庭渐行渐远，被父母视为行为叛逆的“野姑娘”。

在刘英参与革命活动的日子里，她的母亲频繁秘密前往执行场，心怀惶恐地在尸体中搜寻，恐怕有一天会发现女儿的遗体。这种极度的担忧使得刘母终于对刘英说出了那句心酸的话：“你离开吧，离得远远的，即使有一天命丧黄泉，也不要死在我眼前。

1929年，经过一段短暂且悲剧的婚姻——她的丈夫林蔚，一位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不幸被捕并杀害后仅三个月，心碎的刘英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苏联刘英埋头学习，渐渐从丧夫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在那里遇到了正在学习的张闻天。

张闻天当时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兼职在中山大学教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刘英作为他的学生，经常参加他的课程，并多次与他就学术和理论问题进行交流。

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实践提升，刘英于1933年回国，抵达中央苏区的瑞金，并被委以重任，在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宣传部长及组织部长等职。在瑞金，刘英再次与张闻天相遇，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而频繁接触。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英去拜访张闻天时，恰逢毛主席也在场。张闻天向毛主席介绍刘英时特别提到她也是湖南人，这让毛主席非常欣喜，他亲切地称呼刘英为“小老乡”。

当时的刘英虽然已是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学者，但对于党内的复杂斗争和毛主席在党中地位的边缘化还不甚了解。毛主席的热情和亲切让她倍感温暖，也加深了她对即将展开的新阶段工作的期待和信心。

1934年春，刘英作为突击队队长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红活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招募了2200名新党员，完成任务的150%。刘英的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她的组织能力，也体现了她在动员群众中的非凡才能。

在一次名为“女儿国”的特殊任务中，刘英面临了巨大挑战，但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和支持下，她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扩红。刘英与毛主席的交流十分频繁，两人都是湖南人，她的老师周以粟还与毛主席为同学，这种背景让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刘英与张闻天的婚事上，毛主席撮合了二人，还亲自出席了他们的婚礼，此后毛主席便常称刘英为“刘娘娘”。在王稼祥初次中央委员选举落选时，毛主席特别询问了刘英的意见，她的建议对毛主席后续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1977年，刘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及全国政协常委，这标志着她的工作重心再次转向国家重大事务。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她，继续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到了1981年，刘英展现了她对中国青少年的关心。

6月15日，她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写信，表达了她对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成长支持的决策的支持。在信中，刘英宣布将自己多年的积蓄4万元捐献给中国的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希望能通过这一小额资助表达她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心和支持。

刘英在家中制作了一本非常特别的“捐赠册”，这是一本用小学生的练习本改装的记录册。在册子的扉页上，刘英写下了呼吁全社会关注教育事业的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论捐献多少，都代表了您的一份心意，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她自己成为第一位签名捐款的人，捐出了1000元。

1987年春节期间，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基金会理事长王震邀请包括刘英在内的几位资深的老同志在其家中聚会。王震在会上提出了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教师基金会的请求。

几个月后的6月，王震再次组织了一次聚会，详细介绍了基金会的情况和目标，希望能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刘英对此非常感兴趣，并即刻接受了成为基金会特邀理事的职位。

那个夏天刘英在北戴河休养时，得到了时任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的探访。在这次会面中，刘英向李铁映介绍了教师奖励基金会的情况和目标。李铁映深受感动，并在几天后打电话给刘英，告诉她他们部门决定捐赠10万元给基金会。刘英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基金会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刘英的晚年生活虽然平淡，但她始终与多位老同志如王首道等一起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协会的活动，将她对儿童教育的热情与她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持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1951年，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而刘英则作为参赞及使馆党委书记同行前往莫斯科。4月13日这一天，二人携手启程，只携带了最基本的行李，到达苏联后发现需要补充一些生活用品。

驻使馆的仓库内存放着一些从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资，包括衣物和其他日用品。虽然有同事建议他们挑选一些所需物品，但张闻天和刘英坚决拒绝了，他们不愿意使用旧政权的遗留物。了解到这些物资如果不及时处理将会浪费，张闻天便与使馆员工商量后，决定将这些物品以低价售给需要的员工，自己和刘英一件也未取。

在列宁格勒的一次官方访问中，虽然本可报销所有费用，张闻天夫妇却选择自费，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他们的这种节约精神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居住在苏联期间，张闻天和刘英养成了每晚在使馆院子里散步的习惯。这成为了他们与使馆员工沟通的一种方式，员工们常常借此机会与他们讨论问题或分享私事。这种亲民的做法使他们深受同事们的敬爱。

在家庭生活中，张闻天和刘英对子女的教育同样严格而朴素。他们的儿子张虹生从小就被教育要自立，从不被溺爱。即使家有旧衣旧鞋可用，也必须等到破旧不堪才替换。面对外界的建议，张闻天总是坚持：“严格教育孩子是为了他们好，过分的溺爱只会带来坏处。”刘英也坚定地支持这一教育理念。

1976年，张闻天病重住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要求刘英签署一份承诺，将他所有的补发工资和积蓄上交给党，作为他为党的最后一份贡献。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闻天仍然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和对家庭教育原则的坚持。

在1945年的紧张前夕，毛主席在长沙与张闻天深入讨论即将到来的七大会议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那时张闻天的伴侣刘英也在场，刘英是长沙师范的校友，还曾是毛主席大学时的同学的学生，两人之间因此有着不浅的渊源。1924年，刘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少数参加长征的女性之一，显示了她坚定的革命立场。

刘英的政治背景同样深厚，她在苏联留学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回国后与王稼祥一同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她虽身材娇小，但她对工作的热情和能力，使得张闻天对她产生了深厚的好感，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

毛主席对张闻天和刘英的关系了然于心，他常常巧妙地安排二人一起工作，以增进彼此的感情。红军到达陕北后，两人终于结为伴侣。毛主席为此专门造访祝福，并赋诗一首以示庆祝，诗中赞美刘英如同洛浦的皇后，赞扬张闻天则如同英明的君主。由此刘英在同志中被亲切地称为“娘娘”。

在毛主席和刘英的交流中，刘英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候选人名单的看法，尤其是对邓发的意见，毛主席聆听后，第二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强调即使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能够认错并决心改正，也应给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