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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公元1492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率领三艘帆船与美洲不期而遇；而同一年，西班牙语言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弗里哈向伊萨贝尔女王进献了历史上首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
在书的前言部分，无论是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是拉丁语，都随相应帝国的兴衰而上下起伏，并由此提出一个划时代的命题——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以此向王室表明伴随西班牙统一进程的顺利推进，规范、推广卡斯蒂利亚语对于巩固西班牙疆域的重要意义。
随着时光流逝，这一命题在当代引发回响，如：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在其代表作《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一书中，多次提及、阐释这一命题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揭示西班牙王室及传教士如何运用语言的力量，对美洲土著人进行殖民统治，进而阐明文艺复兴的隐暗面，即“古典传统的重生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时间节点看，米尼奥罗和很多学者一样，重点关注埃尔南·科尔特斯完成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军事征服之后，而非征服过程本身。
虽然语言辅助西班牙帝国统治主要在军事征服之后，但忽视具有转折意义的军事征服过程，则使人们难以洞悉在帝国兴起阶段语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而，尽管有众多论著探究科尔特斯率众征服成功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注意到土著翻译在征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却忽视了语言尤其是命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形式，命名为我们探究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切入点。
故此，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以下简称《信史》）的记载为中心，通过探究命名的方式、内涵及作用，以此帮助人们全面认识语言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新的视角解释西班牙成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原因。
从1517年2月首次探险开始，一直到1521年8月特诺奇蒂特兰城沦陷，作为士兵，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参与了两次探险以及最后跟随科尔特斯的征服活动。
作为颠覆阿兹特克“帝国”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的《信史》一书为后世了解探险及征服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而其史料价值亦早有公论。
据《信史》记载，在探险和征服活动中，抓获的土著人在受洗取名后，常用来充当翻译。
翻译梅尔乔即是一例。
他的名字可能取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某位“东方博士”。
后来在跟随科尔特斯的征服中，他在战斗中趁机逃跑，并很可能因不够忠诚，而获得了鄙称“梅尔乔雷霍”。
在科尔特斯夺取了塔巴斯科村及附近地区后，当地部落酋长送来二十名土著妇女，在科尔特斯的要求下，她们全都皈依基督教，并且拥有自己的名字，由此成为新西班牙最早的女基督徒。
其中有一名妇女非常出众，受洗后取名为堂娜玛里娜（Do?a Marina),Marina这一名字可能由神父名字Cortés、Matín、Cristina混合产生，她后来成为科尔特斯的情人兼翻译。
除土著妇女外，也有酋长的儿子经受洗后成为基督徒，并重新取名。
为命名方便，借用身体特征及土著语音也会成为重要的命名方式。
如有的酋长因体形肥胖，被称为“胖酋长”；又比如有的土著人被称为“洛佩卢西奥人”，这是托托纳卡语，意为“大人、尊敬的大人”之意。
这些土著人初次见科尔特斯时，用“洛佩卢西奥人”称呼他，结果反被以此命名。
“洛佩卢西奥人”的语言、服饰与墨西卡人不同，并且与当时阿兹特克的最高统治者蒙特苏马之间存有矛盾。
相较于人名，地名的命名方式更为多样。
地理、文化、军事、家乡、发现权等诸多方面都会成为命名时的参照因素。
在地理方面，曾有滩地因鳄鱼较多而被称作鳄鱼滩，也有白沙铺地的海岛被称作白岛，相应的，树木葱郁的海岛则被称为绿岛。
在文化方面，宗教再次展现了它的影响力，拉撒路村便是由于探险船队在拉撒路日（3月22日）登陆而得名。
在军事方面，波通昌村成为与印第安人恶战的代名词。
在个人发现权方面，探险者曾将一条河流以当时的统帅格里哈尔瓦命名，他们认为是统帅发现了这条河流，并以此取代原有的名称塔巴斯科河，而后者则是附近村庄的酋长之名。
类比家乡的城镇也是重要的命名方式。
在随科尔特斯向特诺奇蒂特兰城进发的过程中，某个村子的平屋顶刷得很白，并且酋长的房屋和神堂全都高大整洁，这使得队伍中的葡萄牙士兵想起了家乡的卡斯蒂尔布兰科镇，认为二者很像，于是就将这个村子命名为卡斯蒂尔布兰科村。
除上述原因外，也有些地名是多方面因素叠加产生的。
科尔特斯将自己首战告捷的地方，命名为“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该地名便是将宗教与军事两方面相结合的结果。
原因在于，这场大战在当年三月的圣母节获胜，因此，地名的前半段“圣玛利亚”是纪念圣母节之意，而后半段“维多利亚”则取军事获胜之意。
而在第二次探险航行中，胡安·德·格里哈尔瓦率队登上一个小岛，统帅向翻译询问，为何当地人要用熏香一类的东西熏染他们，由于翻译口齿不清，只能听到“乌卢阿”的声音，又因当时的统帅名叫胡安，再加上那天恰巧是“圣胡安节”，综合宗教、土著语及统帅之名三种因素，伴随历史的机缘巧合，该岛被命名为“圣胡安德乌卢阿”。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探险范围有限，因而所涉及的名称并不多，在认识上也比较粗浅，只存有直观感受与大致印象。
相关命名也仅是为了实用方便、易于标记，诸如鳄鱼滩、白岛、绿岛等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样的命名方式实际也与探险者的航海目的有关，其目的不在于深究某地，而在于初步探险，摸清海况，探查港口，绘制海图，了解大概，从而为后续的征服与殖民活动铺垫。
随着以后征服活动的扩展，大量土著地名与人名不断涌现，考虑到要及早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为使用方便，征服者开始更多借用土著语音开展命名活动。
当然，在某些场合下，基于同样的征服目的，其它命名方式也会不断呈现，甚至考虑到性别、阶层及忠诚度等问题，也会冠以不同的名称，如上述针对印第安妇女、酋长之子以及土著翻译的命名活动，便反映出这一点。
总之，从探险到征服，从男性到女性，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从阿兹特克东部海岸到腹地都城，命名方式始终受探险与征服目标的影响。
随着征服者接触的土著人口越来越多，到达的地方越来越深，命名的对象也日趋复杂化，命名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常常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就人名来说，有尊称亦有鄙称，有宗教考虑，也有简便称呼。
但受制于传统的天主教文化及起名惯例，宗教方面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点不但反映在命名程序上，即先受洗礼后命名，也反映在命名内容上，即宗教名字占有较大比重。
就地名来说，或考虑单一方面，如地理、文化、军事等，或考虑多种方面相叠加，如宗教与军事因素相结合。
无论是人名上的因人而异，还是地名上的“因地制宜”，归根到底，都是有利于探险征服活动统一高效进行。
而在灵活的命名方式背后，命名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1492年内弗里哈的名言——“语言总是帝国的伴侣”呈递在西班牙王室面前；1521年科尔特斯率众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从此原有的墨西卡人势力范围转而成为王室统治下的新西班牙殖民地。
在上述探险及征服活动中，一群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征服者，凭借正确的政治及军事战略，依靠相对强大的军事技术，怀揣着发财梦与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使命，背井离乡来到阿兹特克“帝国”。
而在他们与当地土著人的利益冲突与观念碰撞中，命名在不断上演，从而使众多的历史信息遗留在命名之中。
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倒塌声中，在旧帝国的废墟上，一个崭新的西班牙帝国正在兴起。
在新旧帝国的交替中，作为旧“帝国”的伴侣，原有的纳瓦特尔语正处于衰退的边缘；而新帝国的“宠儿”卡斯蒂利亚语即将迎来自己的天地，且在命名中已露端倪。
命名本身不仅是征服历史的映照者，还是西方霸权的昭示者。
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文化利器，它也是征服进程中无处不在的参与者，它没像“春雨”那样，滋养阿兹特克社会的万物；反像“秋风”一般，四散开来，席卷整个疆土，在促使旧“帝国”走向灭亡的同时，也成为新兴帝国的前哨与标志，并且作为新兴帝国的文化印记，一直留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