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像一把生锈的刀，悬在封建社会的女性头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段氏》中，用一场看似离奇的家产争夺战，撕开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最隐秘的压迫——女性若不能生育子嗣，连做人的资格都会被剥夺。
故事中，富商段瑞环年过四十无子，悍妻连氏因嫉妒，不仅阻挠丈夫纳妾，还将与丈夫私通的丫鬟毒打后发卖。
然而，段瑞环中风而亡后，侄子们如秃鹫般瓜分家产，连氏痛哭哀求却无济于事。讽刺的是，最终拯救她的竟是一个“私生子”——当年被赶走的丫鬟所生之子。连氏临终前留下遗言：“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夫纳妾。”
这一结局看似圆满，实则充满血腥的荒诞：一个曾以妒悍捍卫婚姻主权的女性，最终沦为男权制度的传声筒。
妒忌的本质：女性对婚姻主权的绝望守卫
连氏并非天生悍妇。她不许丈夫纳妾，本质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平等的朴素追求。在《礼记》将“妒”列入“七出之罪”、社会默许男性三妻四妾的背景下，她的反抗显得悲壮而孤独。正如学者李新灿所言：“妒妇的悍，实则是男权压迫下的应激反应。”
然而，封建伦理的暴力逻辑，将她的反抗定义为“恶”。当她因无子被侄子欺凌时，社会规则告诉她：你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从“悍妇”到“贤妻”：一场精心设计的道德驯化
连氏的转变充满讽刺。她最终接受私生子、主动为亡夫“补过”，看似是“悔悟”，实则是男权社会对其精神的彻底驯服。蒲松龄在文末评道：“连氏虽妒，而能疾转，宜天以有后伸其气也。”这一评价暴露了作者的男权视角——女性的价值，必须通过“生育男性后代”来实现。
对比《疗妒缘》中秦淑珍被小妾感化的情节，连氏的“悔”更显残酷：她不是被爱感化，而是被社会规则碾碎了脊梁。
对女性苦难的有限共情
蒲松龄并非全然冷漠。他描写连氏被侄子逼迫时的痛哭、私生子出现时的狂喜，细节中透露出对女性处境的同情。正如学者马瑞芳指出：“蒲松龄看到了女性的痛苦，但他无法超越时代的枷锁。”
男权逻辑的隐形辩护
然而，蒲松龄的同情是有限的。他将连氏的悲剧归因于“无子”，而非制度之恶；将私生子的出现视为“天理昭彰”，实则强化了“母凭子贵”的伦理准则。这种叙事，与《儒林外史》中赵氏因无子被夺产的悲剧如出一辙，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吃人”密码。
连氏的故事绝非孤例。今日，仍有女性因不孕被夫家羞辱，因“必须生男孩”遭道德绑架。从《段氏》到《娘道》，从“七出之条”到“代孕黑产”，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掌控从未停止。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连氏的悲剧，正是被封建伦理“塑造”的结果。她的“悔”，是制度之恶的胜利；她的“遗言”，是男权规训的终极烙印。
“妒”从来不是女性的原罪，而是男权社会为掩盖自身暴力而制造的罪名。连氏的故事，是一面照妖镜，映出封建伦理的虚伪与残酷。
“所有压迫者的特权，都以被压迫者的自我规训为终点。”（福柯） 今日重读《段氏》，我们不仅要看到连氏的“讽刺”，更要看到制度之恶的延续。唯有打破“生育即价值”的枷锁，女性才能真正拥有“生而为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