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其实我当年差点没去当兵。”我放下手里的茶杯，笑着对孙子说。
“真的吗？为什么啊？”他瞪大眼睛，一脸好奇。
我没急着回答，眼前的茶水微微晃动着，像是涌起了五十年前的记忆。我靠在椅子上，慢慢开始回忆那个寒冷又热血的冬天。
1972年12月，那年的冬天冷得厉害，屋檐下的冰凌子老长老长的，风一吹，连门缝都透着寒气。村里那天突然来了接兵的干部，说今年有几个名额，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都兴奋得不行。可我心里却打起了鼓，家里穷，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姐弟几个，过日子都要精打细算。村里人都说：“老李家就一根独苗，去当兵？母亲舍得吗？”
母亲一开始确实是舍不得的。家里地少，我又是家里主要劳力，走了，家里这摊子活儿她一个人怎么撑？可后来，她还是松了口。那天晚上，她坐在煤油灯下给我缝棉衣，手上的针线一下一下地穿过布料，眼神却游离着：“家里苦是苦，可当兵好啊！吃皇粮，咱家再穷也不能耽误你出息。”
我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说实话，我也想去部队，可我怕母亲身体吃不消。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是母亲拉开被子，用那双冻得发红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妈撑得住。”
体检那天，天还没亮，我就和几个村里的伙伴一起坐着牛车去了镇上。医生一个个地检查，轮到我时，他皱了皱眉，轻声问：“心跳怎么这么快？”我紧张得直冒汗，连解释都说不清。接兵的干部看着我，笑了笑：“小伙子，别怕，当兵就是要有股劲儿，越是困难，越要顶住。”
那句话像是一股暖流，一下子灌进了我的心窝子。我咬着牙站直身子，心想着：一定得争这口气。
过了几天，村里来了通知，我被选上了。临走那天，村里的小路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来送我。母亲站在人群里，捂着嘴偷偷抹眼泪，可等我背上行李时，她却故作轻松地拍了拍我的背：“别挂念家里，好好干。”
我强忍着眼泪，跟着接兵车走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离了根的风筝，飘向了未知的远方。
到了部队，生活比我想的还苦。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雪地里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饭是硬邦邦的高粱米，菜是咸得发苦的咸菜，铺的是草席大通铺，夜里冷得脚直抽筋。可班长说：“当兵嘛，不吃点苦，怎么能成钢？”我咬着牙挺了过来，生怕自己掉队。
新兵连的两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开始分专业下连队。我被选去当报务员，可当时根本不知道“报务”是干啥的，傻乎乎地问班长是不是发报纸的，惹得全班人哄堂大笑。后来才知道，报务是“耳朵听、手指敲”，要学会用摩斯密码发报，责任重大。
报务训练特别枯燥，每天对着电台练“滴滴答答”的点线组合，脑子里全是杂乱的声音，常常一练就是半天，饭都顾不上吃。时间久了，耳朵里总是嗡嗡响，晚上做梦都听见电波声。几次累得想放弃，可一想到母亲说的“咱家再苦也不能耽误你出息”，我又咬牙坚持了下来。
1975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家里早就盼着我，母亲拉着我的手看了半天，眼睛红红的，嘴里却说：“瘦了。”那次探亲，村里人都来看我，问我部队的事，问得我嘴都快说干了。探亲假快结束时，我和兰子订了婚。兰子是我中学的同学，性子柔顺。母亲喜欢她，我也觉得她能过日子，就这么定了。
回到部队没几天，大演习开始了。那时候我是报务一号手，每天从早到晚对着电台，手指敲得酸痛。演习任务重，时间紧，可我心里想着：这是对我的考验，绝不能掉链子。后来，演习圆满结束，我因为表现突出被团首长点名表扬。那时站在台上，听着首长念我的名字，心里像是喝了蜜一样甜。
可生活哪有一直顺风顺水的。1976年5月，我接到通知去团里体检，指导员笑着说：“小李，这回可能有机会提干了！”我心里又紧张又兴奋，想着如果能提干，那以后就能扎根部队了。可时间一天天过去，提干的事一点消息都没有。每次训练完回到宿舍，看着战友们打趣我“你不是要当干部了吗”，我只能苦笑着说：“慢慢来吧。”
一直到8月底，团通信会议上，首长突然宣布我被任命为二连台长。我愣了一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会议结束，战友们围着我喊“台长”，我才回过神来——原来，苦等了几个月的提干，是真的。
提干后，我又回家了一次。这次和兰子正式结了婚。婚后没多久，我接到通知，要去上海参加学习。兰子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家里的事都扛了起来。那天送我走时，她站在村口，目送我坐上车，眼神里有不舍，却更多的是支持。
上海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可我心里一直挂念着家里。兰子一个人在家，又要种地，又要照顾老人，实在不容易。那时候通信不方便，几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她在信里从不说苦，只是叮嘱我安心学习。可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过得一定很辛苦。
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原部队，开始担任团政治处干部股的副干事。这个岗位让我接触到了更多的事务性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可让我没想到的是，1978年冬天，母亲突然病倒了。
消息是兰子托人捎来的，她没敢在信里写，只是让人告诉我：“妈身体不太好，你能不能想办法请个假回来？”我急得不行，可部队正值任务繁重时期，请假根本不可能。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心神不宁，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家里。
母亲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可我心里的愧疚一直挥之不去。后来，我每次回家探亲，总会多陪母亲说说话，帮她做些农活。母亲却笑着说：“我没事，你在部队好好干，比啥都强。”
1986年，我从干部股长的职位上转业。离开部队那天，我站在营地门口，回头看了看那片熟悉的操场，心里五味杂陈。十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孙子听完我的故事，认真地问：“爷爷，你后悔过吗？”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后悔？当兵的日子，虽然苦，但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还有什么叫珍惜。”
窗外的夕阳慢慢沉了下去，茶水的热气在灯光下袅袅升腾。我停顿了一下，轻轻叹了口气：“只可惜……有些亏欠，永远补不回来了。”
孙子一时没听明白，抬头看着我。我没再说话，屋里静了下来，只有老挂钟的指针在滴答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