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才名冠绝千古，是宋代婉约派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与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苏东坡、辛弃疾齐名。在男性占据主宰地位的封建时代，李清照能取得如此显赫地位，是非常难得的。李清照的一生，前半段幸福，后半段凄凉，而这正是北宋灭亡、南宋初建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李清照画像
李清照生在一个显赫之家，他的父祖一辈，与北宋名相韩琦有着密切的关系。韩琦担任过北宋仁宗、英宗、神宗皇帝的宰相，他的儿子韩忠彦做过徽宗皇帝的宰相。韩琦归乡后修建昼锦堂，并在石碑上刻下“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的话，意思是不可计较得失、沽名钓誉。
欧阳修对韩琦赞誉有加，《宋史》称赞他“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李清照的父祖辈都曾得到过韩琦、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以及韩琦的孙子韩治的照拂和提携。韩琦于公元1075年病逝，第二年，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考中了进士，并曾在东京为官，而韩家子弟也在东京为官。
世人对李韩两家的交集知之甚少，直到公元1133年李清照写了一组诗，名为《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人们才明白李韩两家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渊源。当时，南宋朝廷遣使前往金国希望议和，担任正副使者的正是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韩肖胄正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
宋朝文化鼎盛，诗文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凡做官、升官、外任、贬谪、出行、游宴等等，都习惯于诗酒唱酬，彼此赠诗，表达祝福、抚慰等等各种情感。有时候，甚至皇帝都会参与进来，这种诗文唱和以壮行色成为一种文明风尚。韩肖胄和胡松年此次出使金国，李清照就写了一组诗赠给他们。
这一年，李清照已经50岁了，北宋灭亡六年，她在江南避乱六年，丈夫已经去世四年。李清照在这组诗里讲述了自家与韩肖胄家族的交往渊源，她表示父祖皆出于韩公门下，到自己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当年，父亲李格非正是得益于韩家的奖掖，才得以在多年以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苏门”子弟之一。
公元1084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七年，李清照出生。也就是这一年底，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大功告成，这一时期正是宋代文化发展的灿烂时光。那时候，当世最好的诗人、最优秀的古文家、最博学的学问家，大部分都还在世。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时期就是在宋代。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自开国起就实施重文抑武的国策，这就导致：一方面是宋代武力衰落，无力阻止北边政权的扩张和侵略；另一方面，大力改革科举制，让大量中下层寒门子弟进入决策层，逐渐瓦解了魏晋以来根深蒂固的世家门阀，形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官集团。
因此对宋代人来说，改变命运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读书，一旦科举中第，就能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为现实。随之而来的就是，科举中第的进士就成了价值连城的奇货，受到世人的热烈追捧：能获得皇帝的召见并赐宴，如果高中状元，还能跨马游街，由皇家侍卫负责清道开路，接受百姓瞩目礼赞。
进士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香饽饽，人们甚至开始“榜下捉婿”。到了揭榜那天，东京城的官宦和商贾之家纷纷赶着马和车，埋伏在进士们的必经之路上，如果能捉到状元，当然最好；再不济，好歹也要捉到一个进士。因为作为进士，以后不愁前途不显赫。为了能够和进士联姻，什么手段都能用出来。
李格非画像
比如，傅察中了进士之后，被当时位高权重的蔡京看中，蔡京要逼着他做女婿。没想到，傅察竟然不肯，却迎娶了赵明诚的妹妹。蔡京怀恨在心，就这样与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结下了梁子。在这种大环境下，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不例外，他的两段婚姻，妻子都是宰相后人。
李格非第一段婚姻，娶的妻子是宰相王珪的女儿，生下了李清照。王珪的女婿是李格非，王珪的孙女婿名气更大，正是鼎鼎大名的秦桧。也就是说李清照舅舅的女儿嫁给了秦桧，秦桧应该称李清照为表姐。很遗憾的是，李清照出生第二年母亲就去世了。不久之后，李格非娶了第二个妻子，是宰相王拱辰的孙女。
李格非的这位妻子虽为继母，却将李清照视如己出，抚养她长大。李清照的继母很有才学，擅长读书作文，再加上李格非本身就有出色的文化素养，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李清照既有出色的文学禀赋，又有浓郁的书香熏陶，自小就涵养了了不起的文学才华。
宋代所以文化鼎盛，一个客观原因是印刷术的改进。以往，一册书的完成多只能靠手抄，效率低下且不说，还容易出现错误纰漏。到了宋代，因印刷术的改进，官方刻书与私家刻书齐头并进，很多书可以做到大规模复制发行。到宋真宗时期，官方刻书从建国之初的不及4千册猛增到了10余万册。就连宋真宗都大发感慨：今学者易得书籍，这就使得大宋读书成风。
那时候，文人读书不稀罕，就是体力劳动者也读书，也能说得出不少经典义理，就连女孩子读书习文也是常见之事。就以王安石一家来说，他的妻子、妹妹和女儿诗文功夫都很不错。说起来，李清照的文学天赋，应当多遗传自父亲李格非。李格非少年即颇负文名，中进士之前既擅长诗赋，更精于经学。
李格非著有《史传辨志》《永洛城记》《礼记精义》，以及诗文数十卷。可惜的是，他最后传世的只有《洛阳名园记》，此文写于公元1095年，文章历数洛阳19座著名园林，文字精炼而优美，概括了洛阳园林的艺术特点。并深刻道出这些著名园林背后蕴含的历史兴亡，以此寓意历史上王朝的更替。
李格非认为，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而天下的治乱又可从洛阳的盛衰而知。兴造园林的是人，游赏园林的也是人，最终毁弃园林的仍然是人，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兴亡，都是世事迁徙的表征。如今在园林盛景间游玩赏乐，证明不了太平岁月能够长久。即便繁花盛开的洛阳牡丹，也会凋谢为遍地落花。
43年后，李格非已经不在人世，而当年的太平也已不复存在，洛阳已经落入金人之手。张琰为《洛阳名园记》作序，目睹洛阳园林繁华委地的衰败，感叹当初李格非“可谓知言”！李格非的文学才能卓越，时人称赞他的诗文“高雅条畅有义味”，所以才能拜在大文豪苏轼门下，成为赫赫有名的“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李格非性格孤傲倔强、无畏敢为。刚出仕时，俸禄低微，生活穷困，郡守为让他多有一份俸禄，有意让他兼任职务，但遭到李格非婉拒，他认为君子应不苟且屈从求富贵。后李格非出任广信军通判，地方上有道士装神弄鬼，愚弄百姓，民众对其奉如神明。李格非路遇道士乘车，把道士抓下车并将其杖责出境。李格非的这种性格，必然在李清照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建炎南渡
大约在公元1093年前后，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那时，苏轼正是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之一“苏门”的盟主，而苏轼也和当年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如出一辙，以发现和奖掖后辈人才为急务，对于后辈人才来说，自然也把加入这样的文人集团视为莫大荣耀，一旦得到苏轼这样的文坛泰斗一两句赞誉，立即身价百倍。
晁补之、秦观、李格非等人，无不因苏轼的奖掖推举而大放异彩。李格非成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名，同时也在无形中成就了女儿李清照的文名。李清照少年时就负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文章落纸，人争传之”。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子，如何能在男性主导的世界大放异彩？
很显然，男性文人需要前辈指引，女性文人更是需要前辈贵人的赏识和宣传。这个赏识和宣传李清照的人，正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晁补之与李格非有通家之谊，两人互有诗文唱和。甚至时常彻夜论诗，谈得尽兴，就酣饮为乐。晁补之非常欣赏李清照的才华，经常对外宣传，这使得李清照少年成名。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前文所说的，李清照“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婉约词人的杰出代表李清照，也曾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的豪迈词句，这正如她那不可遏制的才情，汪洋恣肆，纵横四海。遗憾的是，人到中年的李清照遭遇了“靖康国耻”，她的余生只能在为时代唱挽歌中走向落幕。
建炎南渡后，晚年的李清照在避难江南时，写了一首《永遇乐·元宵》，追忆东京元宵时的盛况。当年盛世风华，太平日久，风物繁阜，如今却只剩下了半壁残破江山，大半国土沦于金人之手，那让人魂牵梦萦的繁华东京，再也回不去了。她只能躲在背后看别人笑语盈盈，想念往昔盛景，心头满是凄凉悲怆。
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金军南渡，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为仓皇逃命，他甚至被金人追到海上前前后后漂泊了五个月之久。后金军退却北返，流亡海上的宋高宗才终于踏上陆地，随即来到越州（也就是如今的绍兴），就在此驻跸，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一年，南北政权开始形成对立局面。
两年后的九月，一位名叫张汝舟的朝廷官员被他的妻子举报，妻子称他“虚报举数”，以此欺骗朝廷骗取官位。宋朝以科举取士，如果有人屡试不第，朝廷允许他们上奏，由朝廷给予例外赐官的优待。但条件是落榜生的年龄必须到50岁，应举的次数不少于四次或五次。张汝舟为谋取官职，虚报了自己的应举次数。
张汝舟的妻子举报，既想让他锒铛入狱，又想要与他解除婚姻关系。据她供述，张汝舟在她落难之际乘虚而入，用欺骗的手段与她结为夫妇，目的是要骗取她的婚前财产，因未能如愿，就常对她家暴。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哪怕证据确凿，妻子也要被判处服刑两年，这是“杀敌三千，自伤八百”。
但这位可怜的妻子宁愿让自己也身陷囹圄，也要告发，可想而知，心中有多悲苦和愤怒，这位可怜的妻子就是李清照，这一年，她已经49岁了。嫁给张汝舟，是在李清照南渡之后，这段婚姻因为李清照的检举，在持续了一百天之后就结束了。李清照的再嫁，却受到世人诸多的戏谑与嘲弄，这给她的晚年生活，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