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发出警告：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主席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1956年被毛主席称为“多事之秋”，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世界瞩目的，就是三件大事：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和影响。
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这件事情也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激化成对抗性矛盾。因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对波兹南事件的教训进行总结。
他们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10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深感紧张，决定对波兰采取强硬干预措施。
赫鲁晓夫从10月17日开始，一面命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这种严重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内政的霸权行为，导致苏联和波兰关系迅速紧张起来。
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阻止波兰局势往这方面发展，苏联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10月21日，苏共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议此事。
当晚，毛主席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讨论结束时，已经是零时四十五分。毛主席立即约见尤金，毛主席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
在此次会上，中央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23日赴莫斯科。10月22日晚，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一结束，毛主席再次约见尤金，表示他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他认为波兰目前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的样子。
只是，波兰要改组政治局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为此，毛主席对苏共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武装干涉；二是先劝波兰党，如果波兰不听，那就只有让步。毛主席的意见就是，希望苏联对波兰让步，在平等的基础上跟波兰合作，这样还可以把波兰争取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毛主席用婉转的语气，讲了态度非常明确的话。言下之意，其实就是批评苏共领导人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尤金很快就通过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10月23日晚，刘少奇一行人飞抵莫斯科。当晚，他们就在住处同赫鲁晓夫会谈。
赫鲁晓夫表示，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也了解了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对待波兰的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的领导人。随后，苏共中央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就这样，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比较稳妥地解决了。
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克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势力趁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波匈事件
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很快，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趁机混入其中。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示威游行队伍提出反政府口号，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甚至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游行示威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10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卡达尔被选举为中央第一书记。23日晚，中共代表团获知匈牙利发生暴乱，刘少奇立即通过电话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从24日至31日，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等会议，讨论波匈事件。
29日，赫鲁晓夫等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期间，毛主席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毛主席指示刘少奇：建议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双方长时间讨论，苏联最后接受了中方意见。30日，苏联采纳中方意见，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国政府立刻于11月1日发表声明，明确支持苏联政府发表的这个宣言。
但匈牙利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新政府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对匈牙利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中共代表团一面讨论，一面由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代表团提出的把“一是用苏联的军队把匈牙利的反革命打压下去，二是苏联从匈牙利撤军”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跟苏联商量。毛主席还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反革命更多暴露、人民看得更清楚以后再说。
但苏共中央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所以没有采纳中方意见。但31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在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时，又说，苏共主席团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同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了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波匈事件引起毛主席的深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这么大的波折，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思考了很多。
11月1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主席就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一行的汇报。2日和4日，毛主席又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毛主席提出，共产党现在要面对的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
毛主席敏锐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的好处是，揭开了盖子，解放了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苏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因此，我们自己要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我们需要根据波匈事件再写一篇文章，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
毛主席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11月10日至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详细谈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毛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讲话，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
赫鲁晓夫
毛主席指出，苏联现在差不多丢掉了列宁，也丢掉了斯大林。苏共二十大报告相当于宣告，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表明，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同时，毛主席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
毛主席认为，波匈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终于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反革命分子没有被镇压。
在此期间的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提出，波匈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此事，又引起毛主席的高度关注。
11月底，毛主席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此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主席提出，文章的题目就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胡乔木拿出初稿后，毛主席召集大家讨论这篇初稿。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到文章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式发表时，已经八易其稿。这篇文章围绕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对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认识。
文章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
文章认为，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或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这篇文章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主席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半年内，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在部分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以及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
毛主席认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毛主席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发出警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就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他认为这是党和人民政权的最大威胁！可以说，1956年，毛主席的一个警告，我们至今都值得警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