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8日12时20分，大多数日本东京市民正在吃午饭，公园里有人在散步，街道上人影如梭。这一天是星期六——普普通通的一天。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常态，东京听不到枪炮声，在安静祥和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能通过广播了解到军队一直在打胜仗。上午东京刚刚举行完一次防空演习，低空的防空阻塞气球已经在演习结束后收回，高空有9架战斗机在执行战斗巡逻任务。
此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专机正在返回东京的途中，即将降落。他刚刚视察了位于东京东北100公里外的水户航空学校。
东条的秘书在专机的右前方发现了一架双引擎飞机，机身上画着一个不熟悉的标志。他愣了一下，猛然意识到“这是一架美国飞机”！
在地面上，东京街头的市民发现从东边飞来了两架飞机。防空警报拉响了，但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上午的防空演习还没有结束，飞行员们正在执行演习任务，于是人们仰着头向飞机挥着手，直到第一颗炸弹落下来。
在短短的20分钟里，先后有11架飞机向东京市区投掷了40多枚500磅的高爆炸弹。另有5架飞机对日本的其他几座城市实施了空袭。随后这些飞机没有改变航向，继续向西飞离了日本上空。
突如其来的袭击把东京人搞蒙了，广播里宣布美军的空袭造成3000名平民死亡。但军方又马上纠正说“损失没有那么严重，而且还击落了9架美军飞机。皇宫在严密的防空火力保护下也毫发无伤”。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美军空军中校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昵称“吉米”）。他们在当天8时20分从东京以东650海里（约1200公里）处的“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完成了这次惊鸿一瞥。
其实在二战期间的欧洲，当德国人发动入侵后，也有些国家选择在第一时间用空袭柏林表明自己的态度，只不过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鲜为人知。
1940年6月7日，法国空军戴利尔中校驾驶一架四引擎重型轰炸机（“儒勒·凡尔纳”号）从法国波尔多起飞，在诺曼底上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越过北海后飞越丹麦，然后向南飞越波罗的海，出人意料地于当晚从北方进入柏林上空。
由于飞机是临时改装而成的（该飞机在战前用于传递大西洋两岸的邮件），而且准备仓促，所以不具备精确轰炸的能力。飞行机械师从驾驶舱敞开的舱口向下望去，投下两吨高爆炸弹和88枚小型燃烧弹，却落在施普雷河岸的中央区。
投下所有弹药之后，戴利尔中校突然发现另一个云层缝隙中出现了国会大厦，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炸弹可以投，戴利尔不由得在机舱内大发雷霆。
轰炸结束后，毫无戒备的德军高射炮迟迟没有开火，探照灯打开在空中搜索。但这架轰炸机毫发无伤地离开柏林。6月8日上午，在飞行了近12小时后安全着陆。第二天，德国电台和报纸表示柏林动物园的一头大象死于法军空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1941年8月7日深夜，从爱沙尼亚萨列马岛起飞的、隶属于苏联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第1轰炸机团的12架远程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柏林上空。飞行编队指挥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上校下达了攻击命令。
对于德军来说，这次空袭行动完全出乎意料。当苏军轰炸机飞临柏林时，这座城市灯火通明，防空探照灯没有打开，防空炮台一片寂静。当第一枚炸弹爆炸后仅40秒（每架飞机挂载了一枚500公斤炸弹和一枚250公斤炸弹），这座城市就停电了，探照灯的光束划破夜空，高射炮开始盲目射击。所有苏军轰炸机都没有损失，全部安全返回基地。
美军的这次长途空中奔袭并没有对日本本土造成多大的损失（90多栋房屋遭到破坏，另有几十名平民死亡）。16架飞机中，只有杜立特亲自驾驶的一号机和身边的二号机按照预定计划实施了轰炸，其他14架飞机在飞行途中迷失了航向，抵达日本上空后就胡乱地把炸弹扔了下去。
不过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内的美国人并不在意空袭给日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他们只是想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在日本人面前亮明自己的态度。
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善于使用舆论工具，“杜立特空袭东京”经过媒体的发酵，成为美国人的一针强心剂，顿时提振了民众的信心。当记者询问“这些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时候，罗斯福还神秘地说出了一个地方——香格里拉。
1896年12月14日，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出生在洛杉矶。那个时候的洛杉矶没有好莱坞、没有贝弗利山庄，更没有星光大道，有的是一群像杜立特父母那样的闯荡西部的淘金客和从太平洋彼岸拐卖来的中国劳工。
小时候的杜立特跟着父母四处奔波，大部分时间在阿拉斯加度过，父母对他疏于照顾，时常饿肚子的杜立特到了成年比别人要矮一些。
稍大一些后杜立特迷上了拳击。他从阿拉斯加打到加利福尼亚，又打到墨西哥，一路上没有遇到过对手，并获得太平洋沿岸轻量级拳击冠军。这段经历不仅让杜立特变得身体健壮，还养成了沉稳老辣的性格。
杜立特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技术工人。16岁那年，他考入洛杉矶工艺学校，两年后顺利毕业。不过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志向，决定追随莱特兄弟的脚步，将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在杜立特的眼里，制造飞机的工艺并不难，只需要一匹布、几块木板和一个发动机。他筹到了一笔钱很快就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飞机，并开始研究起飞行技术。渐渐地他在航空界有了一点名气。
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杜立特以预备役军官的身份进入陆军航空队。不过他没有争取到赴前线参加战斗的机会，而是一直在国内担任飞行教官，直到战争结束。
1922年，杜立特完成了一次壮举。他驾驶一架DH-4B双翼飞机，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起飞，途中不吃不喝、不睡觉、不经停、不加油，连续22小时零19分钟飞行后，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降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24小时内横跨美国本土的飞行员。
作为一名飞行教官，杜立特为美国培养了大批飞行员，他们大多在和平时期投身于民用航空业。其间杜立特将美国三大飞行赛事——“施耐德”锦标赛、“本·迪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都揽入自己的怀中。
杜立特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头扎进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先后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既有能力又有高学历的难得人才。陆军航空部将其聘为试飞员，参与新型飞机的研发工作，不知不觉中杜立特已经在业内称为“教父”级别的人物。
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二十年和平时期”，对于美国陆军来说极为煎熬。部队规模缩减至10万人，军费开始缩减到吝啬的程度。有些人选择坚守，比如日后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再比如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也有些人选择脱下军装，对军队工作感到厌倦的杜立特选择了后者，转身进入民航领域发展。
1930年，杜立特进入壳牌石油公司担任项目研发经理，负责研制高规格的航空专用燃油。无法割舍部队情怀的他曾提出“成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如果得到采纳他一定会重新穿上军装，但陆军高层是绝不会主动把所属的航空兵独立出去，成为与陆军平起平坐的新兵种的。
无能为力的杜立特只好继续从事民用航空工作。1940年，他担任航空科学研究院主席。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他将以航空专家、著名试飞员的身份终老一生。
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战备步伐明显加快。1940年，杜立特重新入伍。
因为年龄太大，杜立特已经不适合在一线飞行，所以他又干回了老本行——担任试飞员。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杜立特转入战略轰炸机部队担任指挥员、中校军衔。
空袭东京的想法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上的盟军从东南亚一路溃败，他希望能够对日本实施一次报复。但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事件中损失惨重，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重建，容不得再有新的损失。
最初的设想是使用陆基飞机从中国起飞，但距离东京最近的机场也有2000公里，美军的飞机只能勉强飞完单程。
美国还考虑过跟苏联合作，轰炸机完成任务后在苏联远东机场降落。但苏联担心此举会给日本人留下口实，进而恶化远东局势，所以明确拒绝了。
1942年1月中旬，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提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母出动陆基轰炸机进行轰炸。航母可以将飞机载到靠近日本海，完成轰炸后再飞往中国大陆。
金的建议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即使他讲出了想法也并不知道能否实现。于是罗斯福找来了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后者也拿不定主意，只是表示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阿诺德很自然地想到了杜立特，作为美军航空兵的专家和试飞员，杜立特对美军现役飞机最熟悉，对每种机型的技术数据如数家珍。他很快给阿诺德呈送了一份报告，认为：“所有远程轰炸机里只有改造过的B-23和B-25两种机型有能力在航母不到152米的飞行甲板起飞，而如果考虑到‘大黄蜂’号航母仅有23米宽的飞行甲板，只有B-25可以，它的翼展是20.4米，而B-23是28米。”
杜立特的报告让阿诺德感到欣喜，他相信如果杜立特觉得可行，那这件事就具备了成功的基础。不仅如此，杜立特不仅懂技术、懂飞行，他还懂空军战术。方案可以由其继续完善，可以由其主持对飞机的改造、培训飞行员，最后还可以亲自带队飞往东京，参与整个轰炸过程。
在和罗斯福、欧内斯特·金简单磋商后，阿诺德正式任命杜立特为这次计划的负责人，行动代号就叫“B-25”。
各项准备工作立即展开。包括杜立特在内的80名成员很快汇集到一起，他们将组成16个飞机机组，分别担任机长、副驾驶、领航员、投弹手和机师。
随后，杜立特亲自参与对B-25的改造工作。核心就是尽可能减轻重量，同时增加油料——这是他当年横跨美国大陆时积累的经验。在海军航空兵米利埃上尉的协助下，杜立特一次次推演舰载机起飞的各种细节，当他们两个人都掌握了从航母起飞B-25的技术后，对飞行员的训练工作也随之开始。
训练是从陆地跑道开始的，杜立特先让飞行员们飞截短的跑道，然后是飞行平台、模拟甲板，最后上舰实际演练。一个月后，每个飞行员都已经熟练掌握起飞技术了。
杜立特兴奋地把训练成果报告给阿诺德，后者比他更兴奋，第二天就下达命令——出发。
1942年4月2日，“大黄蜂”号航母在6艘护卫舰的护航下，载着杜立特中队和16架经过改装的B-25B告别旧金山，一路向西疾驶。
4月14日，“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的“企业”号航母编队会合。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日本九州海岸以西400英里的目标海域进发。
直到这个时候，所有官兵才知道此次行动的目标，舰上顿时欢呼雷动（实际上在行动结束后很长时间，为了保护参与空袭人员的安全，美国一直没有公开参加行动人员的名单）。
飞行员开始热衷于讨论谁来将炸弹扔到日本皇宫，有的人决定这将通过抛硬币来确定。但很快杜立特就明确了轰炸目标——钢厂、飞机场和电站。同时还明确提出“禁止轰炸皇宫、医院和学校”。
途中，特遣舰队收到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三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杜立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说明他们毫无防备。
4月17日下午，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航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B做了最后检查。每架飞机携带4枚500磅的炸弹，战前日本人给美军官兵颁发的一堆荣誉勋章都系在了炸弹上。炸弹上还写着：“我们不想燃烧世界，只想燃烧东京。”
傍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4月18日上午7时30分，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接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
杜利特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起飞，即使多飞100英里，也不能让舰队冒险，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
“让杜利特和他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哈尔西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上午8时，大黄蜂号调头迎风，杜利特紧紧握了一下舰长威廉·米切尔上校（未来第58航母舰队的指挥官）的手，然后对他的同伴们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硕大的“大黄蜂”号在它所依附的海水中与一片落叶也无甚区别，甲板前后摇晃得几乎贴近了海面。B-25B的左翼已经伸出“大黄蜂”的左舷外，杜利特将油门加到了最大，飞机摇摇摆摆地朝强风中冲去，沉重的机身在甲板尽头缓缓抬起，随后每一架飞机离舰，甲板上都发出一阵欢呼。
9时20分，当最后一架飞机起飞后，哈尔西立即下令改变航向，驶离这片海域。几个小时后，东京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战争的苦涩。
空袭结束后，包括杜立特驾驶的一号机，15架B-25按照计划向西飞往中国沿海。只有八号机因机械故障导致燃油消耗偏快，不得不向距离更近的苏联远东地区飞去。
去往中国沿海的15架飞机因燃油耗尽，最终迫降在中国的浙江和江苏境内。75名机组人员有3人遇难，8人被日军俘虏，其余64人则被当地中国人营救，很快返回了美国（八号机的5名机组成员最终降落在苏联境内，苏方为不给日本人留下口实，宣布将他们扣押，一年后这5人在高加索地区“成功越境”，并返回国内）。
杜立特的飞机降落在一片农田里，随后被当地农民救走。他这时不知道空袭的效果如何，还一度担心因为行动失败会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大部分飞机都没有完成对预定目标的轰炸，而且他深信所有飞机都跟自己驾驶的一号机一样最终坠毁）。
杜立特很快就打消了顾虑，他一回到国内，就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军衔跳过上校，直接从中校晋升为准将。罗斯福则亲自向他颁发了“国会勋章”。
杜立特没有留在太平洋战场，在休息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往北非战场，担任地中海战区第12航空队司令，负责执行对意大利实施战略轰炸，并晋升少将军衔。
意大利投降后，杜立特陆续担任第15航空队司令和驻欧洲的第8航空队司令，具体负责远程轰炸机护航任务，并晋升中将军衔。
杜立特接管第8航空队时，盟国远程轰炸机部队正面临困境。德国人的战术很巧妙，他们往往先以小股机群出击，将护航的盟军战斗机引开，大股机群随即冲向没有战斗机掩护的轰炸机编队展开屠杀。
杜立特到任后登上一架轰炸机前往战场转了一圈，回来后发现了问题：盟军的战术不对，性能优秀的P-51“野马”战斗机被禁锢于“护航”这两个字上，处处紧跟轰炸机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空间，太被动，只能挨打。
要想挽回颓势，就必须改变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斗机部队作战的侧重点不再是护航而是歼敌，尽可能多地摧毁敌人空军的作战力量，变被动为主动。开始这个计划遭到了轰炸机部队的抵制，但是杜立特坚决地把这个命令贯彻了下去。轰炸机部队忍受了一段时间的高伤亡率后发现，天空中的德国飞机已经没几架了。即使Me-262喷气机出现后，德国人也没能挽回局面，因为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数量太少了。
战争末期杜立特重新返回太平洋战场，直到战争结束。
1959年，杜立特以中将军衔退出现役，随即被壳牌公司聘为副总裁。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将杜立特晋升为四星上将。
1989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1993年9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圆石滩去世，享年 96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