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是当前公共安全中的优先事项，这本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因为正常的通话过程，触发反诈电信机制后，手机号码被停机，寻求“解冻”的道路十分艰难，已经成为一种恼人现象。
南方都市报1月16日报道，梁萌新律师两年前担任公益机构志愿者，打电话给四川省市监局咨询业务，因无人接听，她接连拨了20多次。很快，她归属地在成都的手机号码被四川移动停机。
在一系列“解冻”努力均告失败后，梁律师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其手机通信，不应以反诈为由，随意限制个人的通信权。她经历了两次败诉，正准备提起再审。
梁律师遇到的棘手问题是，在被停机至诉讼立案这段时间，她按照移动服务提示的方法，始终无法在线上解除这次反诈误伤。
后来她在营业厅看到一张通告，上面提到，根据四川相关部门的规定，涉嫌诈骗而停机的用户，必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指定营业厅提出申请，通过实人验证后前往电话卡开户地公安机关反诈中心申诉，审核通过后才能恢复通信服务。刚被停机的那会，她人在长沙，工作繁忙，没空去成都。
即便是线下，也不是随便一个营业厅都能受理。梁律师找了一圈，最后来到四川移动营业厅总部，才找对了地方。
可因为过了三个月的恢复时限，她虽然拿回了原来的手机号码，但原先跟这个号码相关的一切都没了，旧号相当于新号。
更让她绝望的是，营业厅工作人员告诉她，根据四川通信局的规定，新号码短时间内带回归属地之外的区域用，将再次触发“诈骗电话治理模型”。
果不其然，她将手机号带回长沙使用后，很快就被二次停机。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也就忍下了，彻底放弃这个号码。但作为律师，梁女士敏锐地意识到，她的通信权益受到了不合理对待。
她状告四川移动，要求对方透明封号程序，采取更加精准的大数据模型，修改电话风险识别规则、核验规则，完善解封流程，提供确切无疑的救济渠道。
而两次败诉说明，法院认为移动公司的停机做法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法院也建议，移动四川公司应该完善风险防范模型，最大限度减少服务瑕疵，对于当事人无法立即前往归属地营业厅实人核验，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替当事人澄清嫌疑，尽快恢复其手机号。但移动公司全身而退，这些建议能否让其改善服务，不好说。
只有亲身趟了一遍反诈误伤的各种有苦难言，才会体会到梁女士的无力感，不是她“矫情”，而是源自公民通信权未被认真呵护的现实。
近期，因为演员王星卷入一起沸沸扬扬的缅泰电诈案件，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讨论电信公司在反诈中未尽的义务，以及应该上马的新措施。
梁律师被封号发生在王星案之前，如果把她的遭遇放在该案掀起的新背景下解读，会发现，电信公司对反诈的精确性缺乏应有的追求，所借重的反诈技术手段存在相当大的漏洞，现有的反诈部门联动模式灵活性不够，对基于误伤案例的改进不够明显。
只是给监管部门连续打了二十多次电话，就被认定“诈骗”，继而被停机，这样的误伤，会降低反诈的社会评价，毫无必要地增加人们对反诈的受伤心理。而这些负面的结果，无疑会损害对反诈的认同。
梁律师的故事不是个例，她尝过的“解冻”苦味，其他人也在品尝，她不是为个人打官司，而是用个案推动现象问题的解决。然而，梁律师先是在解封之路上饱受烦恼，又在司法求解之路上遭遇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