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道时期的著名大臣吴熊光，于其《伊江笔录》里，讲述了自身在乾隆年间一段颇为心酸的仕途过往。他将那段经历的坎坷与不易诉诸笔端，让后人得以知晓其为官时的艰难处境。
乾隆三十九年，原本担任正六品内阁侍读的吴熊光得到提拔，成了刑部郎中。他颇具办事能力，在刑部工作时表现出色、成果显著。在京察里，他被记名，获得保送都察院御史（正五品）的资格。
彼时，刑部尚书由大学士阿桂担任。阿桂对吴熊光青睐有加，便做了个决定，把吴熊光的御史身份注销，转而保送他去当小京堂，这小京堂可是各寺、院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呢。
注销御史转任小京官，得吏部批准才行。阿桂身为首席军机大臣，吏部自然会给他面子。但吴熊光却不接受，他和当时兼任吏部尚书的和珅关系不好，压根不想欠和珅这个人情。
吴熊光没料到，自己在御史这个岗位一待就是十几年，直至乾隆晚年才晋升为四品小京堂。仅仅一级的差距，就使他白白耗费了十余年时光，这正应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老话。
在上述史料里，若不悉心品味，实难察觉其中奥秘。这里面暗藏着一个关键信息：在清代，都察院各道御史处境颇为不妙，地位尴尬不说，想要获得升迁也困难重重。
【先来了解一下都察院御史这个岗位】
除了六部，都察院也是相当重要的部门。它旗下设有六科、十五道、五城督院、宗室御史处以及稽察内务府御史等单位。鉴于此次着重说御史，就只聚焦十五道御史，其余部分便不展开细说了。
十五道是按省区来划分的，人员配置会依据各省事务的轻重而有所不同。各道的职官中，掌印监察御史（正四品）满、汉各有一人，至于一般的监察御史，每道的人数并不相同。
就拿京畿、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山西、陕西这八道来说，每道满、汉御史各有一名；江南道满、汉御史各三名；山东道则是满、汉各两名。其他省份仅设掌印御史，无普通监察御史。据《大清会典》记，十五道御史总计137人。
值得留意的是，十五道御史职责广泛，除了负责核查对应省份相关事务，还对在京各衙门进行稽查。例如河南道，会对内阁、顺天府以及大兴、宛平这两个京县开展稽查工作；山西道则对兵部、翰林院等多部门进行稽查；山东道会去稽查刑部、太医院等。
【清代的御史为何难升迁？】
在古代，御史这一职务看着相当高大上。可到了明代，御史只是七品小京官。虽说品级不高，但想担任御史，任职资格要求却挺高，所以在那时，它也是个特别抢手的职位。
明代制度规定，御史需从新科进士里选拔，且得是进士出身。为啥选新科进士？原因很简单。御史要监督文武百官，甚至连皇帝也在监督范围内。老官场人纠参时容易瞻前顾后、畏缩不前。新科进士则有股子冲劲，正契合监察御史岗位要求。
另外，地方的知县也可能入选御史行列。在明代，御史常被派往各省任巡按御史，而知县具备基层工作经验，对钱粮、刑名等事务颇为了解，到地方履职时，就没那么容易被当地情况蒙骗。
不管是新晋的进士，还是从地方调任的知县，若想正式成为一名达标的御史，都得经历为期一年的“试职”。这期间要学习国家法律制度，只有通过相关考核，才能够正式走马上任履行职责。
和明代相比，清代皇权更为集中。自打雍正帝推行“科道合一”举措后，都察院的地位就大不如前，各道监察御史也逐渐被边缘化，在权力体系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在清代，御史官居正五品。这些御史既不是刚考中的新科进士，也并非地方基层的州县官员。他们大多是从翰林院、内阁或者六部里经过升转选拔而来的。
在清代翰林群体里，内转当御史被看作是“奇耻大辱”。对翰林而言，最理想的发展路径是“开坊”，也就是从翰林院编修、检讨转任詹师府左右春坊之职，之后有机会入阁拜相。
稍逊一筹的情况是到各个部门去当郎中、员外郎。要是转任为御史，那仕途就会面临严峻挑战，正常情况下，基本没什么升迁的机会了。
说各道御史没升迁机会或许有点夸大其词。毕竟御史岗位较为特殊，正常流程是，御史任职期满后，会调到其他道接着任职，这样反复轮换几回，才可能从都察院调出去获得新发展。
在同一衙门里，在相同品级间反复打转也就罢了。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各道御史要是升迁，通常是平级调动，最可能去当六部郎中。这意味着，在御史岗位耗费十余年，最终也就落个正五品的官职。
晚清时期，何德刚于《春明梦录》里提及相关内容。这表明在当时的情境下，何德刚以文字记录下某些事情，为后人了解晚清情况留存了一定的信息与线索。
自同光年间以来，御史之职主要从翰林编检以及各部郎中、员外郎按序递补。实际上，翰林获京察一等，或资历累积能升任；部员京察一等也多盼着外任，都不想考御史。毕竟当御史，辗转十几二十年，都难谋个道府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