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狂热分子》这本书的观点归纳起来十分简单：投身狂热运动的人本质上是对自身不满的那些人。可以将投身狂热视为一种责任的转嫁，而在这种自身责任转嫁的过程中，最狂热的那部分人（牺牲者）甚至将自身的权利（生命）也消解了，将个体融合到整体之中。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人们的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至于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对为了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心情、时间去悲愤或者造梦。

人的不满程度，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那些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会比缺很多样东西的人更为不满。法国大革命的结论证明，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