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程兵副司令员马苏政
虎将的性格
马苏政
王必成同志谢世一周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好常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他那“对敌狠，对己和”的虎将性格，使我终身难忘。
（一）
记得那是1940年初冬，刘少奇同志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视察工作，在全纵队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曾说，早就听说你们这里有个“老虎团”，还有“王老虎”！
“老虎团”就是当时江南人民一提起便眉飞色舞、笑逐颜开的新四军一支队老二团；而“王老虎”，就是当年的老二团团长，那时任我们纵队司令员的王必成同志。
当时我刚从指挥部凋到二纵队工作不久，虽然也曾见过他几次，但时间较短，而此刻他就坐在台上，距我很近，于是我仔细打量他，感到惊讶，只见他身体瘦小，个儿比刘培善政委矮一截，面孔白净，斯斯文文，听到刘少奇同志的褒词，竟然十分腼腆地垂下眼皮，看着桌子，两只手似乎也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难道这就是日伪军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头痛的“王老虎”吗！
（二）
对敌人无比仇恨，英勇善战，是王老虎性格的重要一面。抗日战争初期，在江南丹阳延陵附近的战斗中，指战员缺乏经验，对日寇还不摸底，一些人心中对这帮敌人，或多或少还有顾虑，当战斗一打响，王必成毅然跑到最前沿，站在连长的指挥位置上，率领部队勇猛出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些日军到江南以来，如入无人之境，哪里见过这样勇猛的中国军队呀！他们在惊愕之中溃乱了，倒下了。战斗结束，武村中队长以下一百六十余名鬼子被歼，三名“宁死不降”的“皇军”被活捉。战绩是显著的，但更重要的是指战员们打败日寇的自信心随之增强了。
著名的黄桥决战中，他亲率老虎团，象一道闪电，迅速直插顽八十九军军部，挖掉敌人心脏，使顽军失去指挥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3年，苏南对敌斗争进入了最激烈、最艰难的一年，南有国民党顽固派，北有鬼子和伪军，而王必成同志率领的十六旅，在夹缝中斗争，从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他和江渭清同志，统筹苏南战局，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我们进军浙西天目山，一直打到杭州附近的新登城时，遇上了国民党七十九师和国际突击总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带领特务营阻击敌人在西门雉鸡山，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阵地炮轰，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营冲锋，当我每次见到王司令员时，总见他沉着地观察敌情，带着较浓的湖北口音在指挥战斗，他给我们坚守雉鸡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在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中，一度情况十分危急，炮弹在他周围开花，子弹在他身边乱飞，但他仍然是那样纹丝不动地观察敌情，有条有序地指挥战斗，敌人快突到前沿阵地时，他依然一步不挪，只是从战士手巾接过两枚揭了盖的手榴弹……
战士们形成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王老虎”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重要阵地；“王老虎”在哪个部队出现，哪个部队就要挑重担，就必定有大的胜利。这个信念的形成，并非仅仅由于他的勇敢，更多的是因为他善于捕捉战机，深有谋略的指挥艺术。他从延安调来新四军后，屡战屡胜，如：韦岗首战后，他率领老二团夜袭宁沪线上的新丰车站；上下会战斗中率部突出重围；陈巷桥伏击战一举成功；黄桥决战后，从长江边追敌至东台白驹，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胜利会师……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他出奇机胜，以弱胜强的军事指挥天才。
解放战争中，他率领六纵队，在苏中战役中，连挫国民党主力，在涟水保卫战中，他蒙受委屈，一声不吭；后在莱芜战役中，六纵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孟良崮战役中，他率奇兵飞袭，直捣王牌七十四师张灵甫的洞穴，击毙了蒋介石的老将张灵甫；在豫东战役中，六纵活捉了兵团司令区寿年；在宣告蒋家王朝彻底崩溃的淮海战役中，他亲率部队勇猛追击，与兄弟部队一起，在碾庄围歼了黄百韬兵团。凡是华东战场上的重大战役，他都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身先士卒的勇猛精神屡建奇功。
（三）
王必成同志除了能打善战的老虎性格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在马列主义、毛淳东思想哺育下的优秀指挥员的另一种品质，那就是对阶级弟兄、革命战友的关怀和阶级友爱的深情。刚和柔、爱和恨，在他身上融化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行军途中，不管多累，他总要找些干部、战士聊聊天，每次战斗动员和战斗总结，他总要下到基层，倾听意见。一次战斗胜利后，我们部队先进行群众性的总结，然后会餐，连里给他加了一个菜，请他上连部吃饭，他不肯去，指着摆在地上的一脸盆青菜炖猪肉说：“你们连部有啥好吃的，还能比这个更解馋？”说完挽起袖子，解开领口，和战士们蹲在一起，又说又笑地大嚼起来。
说也怪，一个纵队司令，遇到我们团的战斗骨干、班排长，他居然能叫上名字，并问长问短。我们连里有一个红军老排长，常年挎着一支驳壳枪和一个饭包，大家都叫他“饭包”，每当营团干部向王必成同志谈到一连情况时，他总要插上一句：“哎，饭包近来怎样？”那神情，就象怀念久别的兄弟一样。有一个班长爱吃炒辣椒，在裕华镇战斗中从日军手中硬夺过一挺歪把子机枪，王必成同志听说后，特别高兴，以后每到一营，总忘不了打听“炒辣椒”酌情况。
新登战役中，我身负重伤住进了医院，他要警卫员骑着马赶二十多里，把旅部杀猪时给旅首长留下的一个猪肝，送到我的病床前。当我吃上炒猪肝时，似乎有一股热流传遍壬身。因为他体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反映出一个高级干部对部属的真挚阶级感情。
抗战后期，我们纵队在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后，有大批伤员转移到宜兴太华乡山区，伤病员生活很苦，住在老乡家，文化生活更谈不上，当时留声机这东西很新鲜，王必成同志从百忙中，找了两部前线缴获的留声机，派人送到后方医院，要伤病员打开留声机，听听京戏、越刚、歌曲；在茂密的竹林深处，悠扬的乐曲和歌声减轻了伤病员的痛楚，大家纷纷建议要集体写信给王司令表示感谢。
豫东战役后，纵队部及各师迅速从陇海路南转移到鲁西南去了，我率领千余个伤员，仍留在河南扶沟黄汛区，我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大家心情沉重，妤象走失的孤儿。好容易在太康地区找到了叶飞纵队，通过他们的电台，与王必成司令员联系上了。我汇报了伤员情况，王司令听到我的汇报后，高兴万分，立即派了一个连来接应我们。当我们跋涉六百余里到达山东济宁时，纵队文工团专为我们组织慰问演出，伤员们那种兴奋劲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 “我们到家了！我们又回到王司令身边了。”
（四）
去年三月，为革命战斗了一生的他，和我们永远分别了，我从北京赶到南京向他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其间，我到他家看望他的夫人陈瑛同志，发现必成同志留下几件遗物：一床补了又补的毛毯，那是他1940年牺牲的战友徐聚奎团长的遗物，他为怀念战友，一直把这条毛毯保存将近半个世纪；一架望远镜；一个看地图用的放大镜。战争年代，对于缴获来的战利品，无论是银元还是金条，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他从不正眼看一下，更不许家属沾一丝一毫。现在，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了，社会大变了，世界大变了，而他还珍藏着老战友的“破烂”遗物，以及和那据说与“世界充满爱”的气氛极不相称的作战用品，这怎么解释呢？答案只能是：“孑然一身来复去，但留信念在人间。”
在向遗体告别时，我站在他的遗容前很久，想了很多……
1990年3月24日
（选自陈丕显等著《虎将王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