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两节里，皮总曾经提到过，只要发展工业化的国家，其路线大致都是沿着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产业扩张，工业产业升级，工业技术改革（新工业科学技术革命）的路线来走的，这是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直到新的工业技术和科技替代原有的老的工业技术。

而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内燃机的出现，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的有效利用，之后是电气时代的到来，并且在信息时代到达顶峰并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脑及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人类正式步入全球互联的信息时代。

中国的近代由于严苛的闭关锁国，很不幸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了199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了20年，我们终于勉强跟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看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槛。而我们的工业化经过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和九十年代上半叶的短暂停顿，到了1998年这个阶段也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产业扩张期。

而为了继续工业化进行的改革开放，一起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连带着引入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借债投资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波动，还好我们国家的外汇没有完全放开管制，否则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大，破坏力更强。

这一节皮总就借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例子为引，来系统得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在产业扩张期之后，是如何布局工业产业升级的，刚好到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从1998-2008也是十年时间，同样也是属于中国的黄金十年，那是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也是中国工业体系做大做强的十年。

一.发展中国家陷阱（双输博弈）

其实工业化是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所有国家都不得不进行的一项赛跑，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落后的农业国就是降维打击。参考两次鸦片战争和后来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对我国发动的甲午海战，都是一样的道理，落后就要任人宰割。

在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主导了世界发展的走向，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都被欧洲国家渐次整合到了一个由主要工业国（现在的G7集团的雏形）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形成了类似于“太阳——地球——月亮”这样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关系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资本被大量不平等得向核心工业国家输送，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的地位和优势被不断强化和稳固，而边缘国家的地位和劣势不断减弱和放大，最终形成了二战以前的国际格局。

核心国家可以看做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半边缘国家则是中国印度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边缘国家则是遍布非洲，中美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那些欠发达国家，甚至是垃圾国家。

现在的国际格局依然如此，甚至更为恶化了，因为以黄金和白银等为本位的货币被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主权货币所替代了，这些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之前在弱势地位上的贸易被剥削和掠夺起码还可以收获一定的贵金属货币，而现在只能获得一堆白纸（美元）。

自从我们决定发展工业化，我们决定改革开放，我们开始世贸组织谈判，我们就融入了这个体系中来，中国曾经是边缘国家，是欠发达的，但是我们完了初级工业化之后，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落后产能淘汰后，变成了可以输出初级轻工业品的半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

但是，代价呢？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说的好听一点叫“新兴国家”，就算到了2021年，每年也在不成比例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核心国家（美国）作双重输送。

中国既输送实物工业产品，对外出口贸易来形成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从而获取外汇作为担保来推动国内货币的增发，又不得不以这些积累的外汇盈余来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美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世界主要金融资本市场来保障自己的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

于是，很多看起来在工业化初级阶段GDP增长率维持很高水平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为那些核心国家打工，自己无法积累足够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没有办法在中高端工业品的领域和发达国家相抗衡，自然也无法保证每年投入足够的资金进入教育行业，更无法吸引全球的高端技术人才来本国发展，也就无法进行工业技术改革。

诸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无一不是落入了发展中国家陷阱。

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面前，也面临着被欧美财团收割资本盈余的危险，而且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凶恶的对手，无异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打赢了，我们才能守住自己的外汇储备，保证自己的币值稳定，才能投入大量资金到教育，基建，科研等领域进行产业升级。

打输了，意味着我们就会像之前的巴西，阿根廷被收割，如同今天的韩国一样失去货币自主权，也无法运用这些贸易盈余去发展壮大自己，彻底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

而且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对中国人露出了一丝曙光，成败在此一举。

二.中国经验

其实对于输入性的经济危机，我们的体制本身，或者说《中国的工业化之路（2）》里面提到过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就提出过的一个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很担心发生输入性的经济危机，即使规模如同2008年金融海啸那样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泡沫爆裂，也没有对我们的内生市场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主体在1995年前后，依然是由国家控制的各大国企牵头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也是由央行控制的，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所要做到的自负盈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等等，这些都是企业和银行之间，两个天然对立的客体间进行的，企业要发展，要买地，要建厂，要雇工人，要买原料，要买机器等，都需要找银行贷款的，而银行给你贷款，是算好了你投产后的利润，可以支付他的利息，所以才给贷款。

但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一个独有的现象，在国企和银行之间，发生的由于经营状况不善的情况而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政府是可以直接跨过央行给各地银行下令，延长贷款偿还时间的。

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韩国等原亚洲国家的企业在由于货币突然升值或者贬值的情况下，失去了近70%以上的外部出口订单后，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就只能面临破产清算的局面，他们国内的工业化进程也就此被严重破坏了。

同时银行由于坏账挤压，加上恐慌的民众疯狂挤兑，也接连破产，造成了恶性循环，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状态。

而当这些原本优质的资产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欧美财团又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大肆收购这些企业的股票和债券，收割这些国家辛辛苦苦积攒的贸易盈余。

由于有国企和银行兜底，所以我们的工业化主体并没有像上述历史上频繁发生过的那样被外资收购，从而保证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同时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国家投资，在1999年宣布开始西部大开发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到2004年底，这两项开支累计投资了越6.2万亿的人民币。

按理说，原本输入性的经济危机下，都是由于内生性的资本短缺造成的，政府是没有余力和财政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的，可是中国政府就是敢于逆周期投资，虽然短期内造成了物价飙升，通货膨胀等国内问题，但是长期来看我们的宏观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没有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依然保持了自己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

终于在2001左右我们的出口数据回升，甚至完成了1997年的翻番，GDP增长率也重新回到了熟悉的七上八下（特指中国GDP增长7-8%这个区间）的水平。我们渡过了经济危机后，成功“熬死了”东南亚一批与我们进行产业竞争的新兴国家，在2002年前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家。同时我们出口的工业品也开始逐渐变为收音机，彩电，冰箱等具有一定附加值的工业品，而不是初级的工业品了。

到2005年前后，我们的粗钢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其他一般工业品的产量也已经追上了德国，正在猛追日本。

到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顺利建成，同年并网发电后我们国家的年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日本，道2007年我国的工业用电量已经是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了。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虽然问题重重，困难多多，但是中国人就是有不服输的韧劲，为什么只有中国跨过了发展中国家陷阱，完成了产业升级，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兜底，我们有亿万同心同德的同胞在奋力拼搏！

三.新世纪的曙光

其实互联网时代，全世界只有两个玩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其实工业化的每一个周期和阶段，率先诞生决定下一个工业时代技术导向的国家，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的，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却只有中国和美国抓住了机会。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毋庸置疑，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历史，为什么比中国科技实力强的欧洲德国，法国，英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没有诞生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偏偏是中国诞生了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呢？

其实根源依旧在工业化的方向上，中国抓住了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其实一直都是依靠国家投资和基建两架大马车，拉着国内消费这头瘦驴，来进行的。

我们的工业升级阶段，也就是1998-2008年期间，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期间，到2007年前后，我们国家的GDP增速一直保持10%左右，2007到达了13%的历史峰值，国家将每年的由于出口工业制成品得到的贸易盈余，全部都用来投资高速公路，铁路，高铁，宽带，通讯铁塔及基站等大基建，进一步拉升工业及产业升级，孵化了华为，中兴等大型民营企业，同时国内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国内商品消费拉动了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诸如食品加工，家用电器等领域，出现了双汇，娃哈哈，海尔，格力这样的民营企业巨头。

同时外资直接投资中国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了，几乎世界上排名前三十的汽车企业都携带巨量的资金进入了中国的汽车市场，合资汽车纷纷完成了国产化，进一步带动了相关汽车零部件企业及供应链的本土化。

截止2008年6月，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比1998年翻了二十倍，同时我们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在国企改革后一蹶不振，反而出现了四大行，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船集团等市值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头部企业。

这十年里，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但是堵车也越来越多，停电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城市里开始流行电脑和网吧，中国甚至申奥成功了，并且成功举报了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

由于城市工业化的升级，中国的城镇化高速发展，高速公路连接了各个省会城市，高铁网络逐渐开始建立，基建狂魔正在成型。

中国从无到有培养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人口，接近2.3亿人，他们的存在为接下来的网络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并且凭借着网民人数的优势，造就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必须服务于以亿级为单位的人群，同时便捷的物流通道和普及大众的通讯，使得诞生互联网巨头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通过这十年的拼搏与奋斗，成功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同时也完成了工业化升级改造，成功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

结语

同样的，那个时候的我们依然沉浸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和中国第一次金牌榜登顶的喜悦中，整个世界都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中国。

中国每次都可以将危机变为一种新的机遇，如同1997年那样，不仅没有一举击垮我们刚刚完成扩张的工业体系，反而迫使我们转变依赖的出口的工业方向，转而面向国内科研和基建投资，从而拉动工业增长。

但是这一做法也确实造成了1998-2008年期间每年4-6%的平均CPI增长水平，同时过于依赖政府投资的投资型拉动，也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隐隐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同时中国传统的储蓄观念也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经济，我们的内需水平依然处于低位。

而属于中国的黄金十年也在2008年底迎来了他的终结者，那个全球资本中心，世界金融贸易帝国的内部开始慢慢腐朽，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