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武术文化也在这肥沃的土壤中汲取养分，逐渐壮大。但武术文化并不是完全孤立地作为一条支线而存在，它与军事、文学、政治、文娱和宗教相互交织，形成一张“互联网”，这些交点的共性体现在实物上则是一件件器械。
冷兵器能够流传至今并转变为武术演练器械，必须具备技击实用性。隋唐五代是文学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阶段，不仅出现了传奇和词等新兴文体，还涌现出众多文学巨匠，因其所处历史阶段与自身境遇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武术器械怀有独特的感情。
在政治上，武术器械脱离实用性，转而发挥其象征性。武术器械还可充当宫廷侍女与民间百姓的娱乐消遣之物。在佛教文化中，器械具有显着的暴力色彩，可为人们扫除障蔽，最终实现超脱涅盘。
一、武术器械的“武”文化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时间段，上承隋朝灭陈统一全国，中有大唐内外战争，下接五代十国群雄割据。
期间，中华大地上见证的大小战役不胜枚举，兵将闲时的击刺操练和战场攻防搏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兵械的技击功能，产生了大量实用招式，为后世器械武艺所借鉴。
兵器的种类、形制与相应历史时期的外交、经济、科技和社会等因素息息相关，历史上，隋唐五代兵将的常用兵器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南北朝至五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边境之争不断。在与少数民族铁骑多次交锋的过程中，汉民族已经形成了一股数量庞大、作战强悍的骑兵力量。
枪虽不及槊的破甲性能高，但其韧性强、不易折断，且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不仅部队首领钟爱于它，普通士兵也是人手一把。
流行于战国和秦国时期的矛在这时已鲜有踪迹，因为相对枪来说，矛质量大，矛杆韧性较差，实战技巧性略显不足，所以逐渐被更适用于战场的枪所取代。
陌刀是唐朝兵器的名片，是当时兵器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除使用长兵破甲之外，唐军还在远距离的进攻武器——弓、弩上倾注了大量材力和物力。
“檛”是一种顶端为圆锥形的棍状金属器具，最晚在汉代就已出现“檛”字，它由驯马工具逐渐演变为骑兵手中常用的区别于枪剑的钝器，以挥舞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势能重创敌人，唐代开始，檛的制作材料由木头变为铁或其他金属，五代极为盛行。
明清是小说和演义创作的高峰期，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作者多以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为背景进行创作，增、删、修改某些故事情节，隋唐五代战场上，无数经典人物、事件都在吸引着文学家们蘸墨挥毫。
民族精神，通俗来讲，就是某一民族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并表现出的精神追求和品质特性。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豪杰。朝代更迭之际与诸侯藩王叛乱之时最易出现能臣骁将，他们足智多谋、万夫莫敌、视死如归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心中英雄情结的寄托。
二、武术器械的“文”文化
文学作为历史的产物一定具有这一时代的特点或精神，正因此，古代的作家和作品才得以流传下来，虽历经千年，犹能振奋人心。
唐上承隋，下接五代十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几乎无年不战。战乱激发了有志之士的爱国之心及报国热情，他们或为朝廷官员，得以亲历战场；或是一介布衣，只能提笔挥袂，但无疑，出现在他们笔下最多次数的仍是“器械”意象，以“器”代“志”，由“志”抒“豪”。
隋唐五代出现了大量历史上著名的兵刃名字和器械代称，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创制，我们能够顾“形”思义，在对于官职名称的起设上，我们的先辈也注重顾“名”思义。
冷兵除了指代纯粹的杀敌装备和隐含的官员头衔外，还可以借指广义的战争。
单独从词性来看，刀枪棍棒等器械是名词，不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同时也不能清晰地代表文人的人生态度，但其与特定的动词连用构成专有的动宾短语后就具有了迥殊的含义。
与亲历战场的杀敌报国、建立功勋相比较，多数的文人还是限于以纸笔代枪剑，在诗文中表达自己的宏愿和豪情。这里的“刀”“剑”便不再是喋血利刃，而是包含作者内心报国志向的“意向之剑”。
唐代才子多入牛毛，但在官场能一直得到朝廷重用，施展抱负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他们大多以武术器械“剑”的境遇指代自身坎坷的命运。
外在动作的填补是文人内心情绪的展露，没有在战场上“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的机会，就只能于暗处“拔剑斩长榆，弯弓射小棘”来解胸中之闷。
唐朝的气度体现在个人身上则表现为宽广的胸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文人们壮志在胸，欲一展宏图，便毅然决然地离家远行，路途中或遇知音畅叙衷肠，进而结为密友。
器械之“合”，人与人、人与器有处境、志向、品质上的切合，“结交之剑”莫过于此。四是器械之“隐”，真隐之士，钟情山水；假隐之人，难释书剑。白首相知，犹能按剑，似乎山水田园、鸟鸣猿啼才是理想之地。
三、武术器械的“政”文化
隋唐五代的武士舞“武”之剑，文人则舞“文”之剑，这两大群体看似割裂，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重要的媒介便是政治。文坛才子龙标夺归之日便是政客，沙场武将脱衣解甲能为官僚。
在武术与政治的交融的过程中，刀枪剑戟被赋予了相应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形成了严密的礼仪制度准则。
器械在政治中的体现首先表现在官职名称的设置上，这也是最直观的呈现。
“拾遗”和“补阙”是指匡正别人的过失，弥补缺漏，但同时，它们也是唐朝所设的谏官名。
“左右仆射”，字面意思为掌管射事的人，又因古代武官地位较高，所以仆射指位高权重的长官。
与射相关的兵器自然是弓，弓为远距离杀伤性武器，搭配特制箭镞能够对不同类型的敌人，在古代尤被统治者所看重。
车服样式的不同直接体现了官员品级的高低和威严，使人油生庄敬之感。在车舆冠服的装扮上，器械充当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在皇帝祭祀、百官朝见、遣将出征等庄严肃穆的重大典礼仪式上，各种器具都是为帝王最终的政治目的而服务。
隋唐之际，佩剑之风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备一柄宝剑作为个人的身份符号，并通过名称、形制、配饰的不同而互相区别。
唐朝“天子衣服”其中一项就有鹿卢玉具剑，作为天子的独有之物。
在皇帝或官员出行时，警卫配备的器械种类和多少也有着极强的身份地位体现，无人胆敢僭越。
四、武术器械的“娱”文化
政客官员手中的武术器械带有显著的政治含义，散发出威严，使人顿生敬意。与此不同，在宫廷乐伎和民间艺人的运持下，武术器械又褪去了政治外衣，披上了娱乐面纱。
无论是在具有浓烈政治意味的郊庙祭祀上，还是在拥有浓厚娱乐气氛的宴饮集会上，“乐声人”都会按照统治者的旨意演“文舞”和“武舞”。在武舞中，武术器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舞、武舞是于宴集、祭祀时所展演的最高等级的乐舞，四夷之乐源于周边番邦部落，于此并列的还有散乐，即民间的音乐、舞蹈形式，在隋唐时也称百戏。
乐舞包含一定的套路编排和相应的音乐，受限多，容错率低，伎人带给观众的娱乐体验与自身付出的努力成正比。
游戏活动大多没有一定的程式，拘束少，是双边的娱乐活动，按其性质又可分为军事意味的娱乐游戏和纯休闲趣味的文娱活动。
在乐舞中，武术器械可以是战争的执行工具，也是暴力血腥的象征，通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展现着艺人技艺的高超。
五、武术器械的“教”文化
隋唐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最为繁盛的时期，五代十国虽战乱不断，但因之袭之，大体并无改变。除政经文之外，宗教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突出代表为佛、道两教。
在佛家大师看来，所有的攻击性武器，都可以是外界邪魔扰乱佛法的帮凶。
在传播和护持佛法佛经、守卫寺院安危等过程中，武术器械也是佛家诸神的得力干将。刀兵作为威慑物而存在，守护“清净”之地。
佛教教义强调通过自身的忍耐、修行，从而能够到达彼岸世界，实现出世的宗教目标。为了解决此问，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相对应地在造像中赋予了各兵器“斩除障蔽，破除烦恼”之义，其中最具代表性、样式最多的当数金刚杵。
中国道教与印度佛教在武术器械的核心寓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相似点在于，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主张通过威慑恐吓来达到消除障蔽、驱散妖魔的目的。
总结
隋唐五代无论是军事实力、文学成就、政治制度、娱乐方式还是宗教事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武术在与它们互动过程中，各类器具被赋予了富厚的含义，形成迥异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