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私信我，说读我的文章，觉得我很反对医院搞绩效。

这么说吧，我反对的不是绩效，我反对的是过度绩效。

我一直认为，医生薪酬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大部分为固定薪酬，小部分绩效。

绩效要搞，但主要侧重于质量与效率，不能过度，笼统的、全方位或者大范围的绩效，不利于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我的认知中，绩效一定是趋利的，我觉得这是绩效本身决定的，也是人性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但医疗行业能趋利吗？

能无限制地趋利吗？

医疗的本质是“医生诊治病人”，在医生诊治病人的过程中外界因素干扰越少越贴近医疗本质，如果医生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绩效，那无疑是在“医生诊治病人”的过程中加上了一个大大的外界因素：钱。

不是医生不能赚钱，医生也要养家糊口，当然需要赚钱，而是医生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应该想着钱。

可在绩效为主的薪酬制度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上有很多质疑过度医疗的声音，尽管医生是最有素质的群体，之一，仍旧不得不重视瓜田李下，和，人言可畏，而且，不得不承认，过度绩效的确增加了过度医疗的风险。

有数据显示，当前绩效收入约占医生总收入的70%，这70%里面，除了质量与效率，又有多少和创收相挂钩呢？

顺便说一下，创收并不等于过度医疗，过度医疗可以说是创收的一种形式，创收还有其他形式，比如增加病人数量，每个病人都不过度医疗，但病人多了也是创收，比如减少病人的费用以获得医保DRG的更多结余，等等等等。

依我的理解，绩效本意是提高质量和效率，最终目的要落到“医生更好地诊治病人”上，但过度绩效，却是把目的落到了“如何诊治病人才能更好地赚钱”上，这明显是不对的。

既然过度绩效拉大了与医疗本质的距离，又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相冲突，调整医生收入结构，减少绩效在医生薪酬中的占比，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24〕29号）中要求，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关于医疗服务收入内涵与薪酬制度衔接的办法。注重医务人员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进一步发挥薪酬制度的保障功能。

想做到“既要保证医务人员收入稳定，又要有效激励”，就必须改变目前以绩效为主的局面，把固定薪酬作为医务人员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

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其中备受医务人员关注的国家卫健委提到的三个结构调整，第三个，绩效工资中固定与灵活收入比例调整，是这样要求的：“要按照公益性的要求，逐步提升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固定收入所占比例，适当调控灵活收入奖金部分的比例，使之更加符合公益性的定位，鼓励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多钻研技术，多提供良好服务，而不是简单地把个人收入与创收能力相挂钩。”

我相信，减少绩效在医生薪酬中的占比是大势所趋，医疗终究要向回归本质的方向前进。

医疗是保障，提高质量和效率是必需的，这需要绩效来调节，但医疗不是推销，不需要无限制地扩张、扩展和扩大，这样的绩效，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