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翁同龢被描述成一个道貌岸然、能力平庸、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腐朽典型。

但历史上真实的翁同龢不仅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而且在变革进程中发挥重要影响。

他二十六岁状元及第，历任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成为同光两帝帝师，朝中充任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等中枢要职，参与晚清内政外交重大决策。

光绪执政后期，成为帝党领袖，对内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与慈禧为首的后党展开政治博弈，对外主张强硬，反对向列强妥协，体现浓厚的士大夫气节。

公元1830年，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其家族是当时的世家名门——江苏常熟翁氏。

其先祖翁拱辰在明朝万历年间以举人入仕为官，此后翁氏一直研学出仕，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时期的举人，官至海州学政。

父亲翁心存在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学政，到翁同龢出生时，入值上书房，教授宗室子弟读书。

在家庭环境熏陶下，翁同龢从小就接受同龄人无法企及的教育，他三岁时就在母亲及哥哥姐姐的指导下读四子书，六岁时在表伯朱启宇的私塾中读四书五经。

在他十岁时，父亲开始教导其阅读《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书，十二岁时父亲聘请当时的大儒李元瑛教他作诗。

翁同龢也很争气，1845年，年仅十五岁的翁同龢到苏州府参加府试和院试，考中秀才，三年后参加拔贡试，考中第一名。

此后翁同龢继续保持学霸模式，1850年参加礼部举行的贡试拔得头魁，1852年，应顺天乡试，考中举人，1856年参加顺天会试，考中第二名。

在接下来的殿试中，更是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这一年翁同龢年仅二十六岁，不久被授翰林院编修。

同时他的父亲翁心存高升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氏父子迎来同朝为官的光荣时刻，而年轻的翁同龢终于等到实现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

初入官场的翁同龢一如他的祖辈，在教育系统供职，1858年，翁同龢先后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陕西学政，不过不久就以足疾申请开缺，回京调理。

1862年同治继位后被调任翰林院，此后几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如果照此下去，翁同龢会和他的祖父一样，在研究儒家经典理论中度过一生。

但命运女神却指给他一条与众不同的康庄大道，1865年翁同龢被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相中，担负起教育同治的职责，成为帝师的翁同龢在官场上一路亨通。

1866至1870年，翁同龢升任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1871年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正式跻身朝廷中枢。

同治死后，他积极主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作为回报，慈禧又将教育光绪的重任交给他，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翁同龢一直以帝师身份伴随光绪左右。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从1876年至1879年先后担任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及工部尚书。

翁同龢通过内政外交事务的种种历练，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1882年翁同龢入值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

虽然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改组奕訢领导的军机处时将其罢免，但仅仅几个月就官复原职，而身为领班军机大臣的恭亲王奕訢却很长时间未被启用。

1885年翁同龢又兼任户部尚书，作为光绪的老师，他深受慈禧和光绪信任，并在此后的十三年里一直掌管帝国“钱袋子”，直到开缺回籍。

我们从翁同龢的以上经历得知，翁同龢在政治立场上和慈禧能够保持一致，并非像一些媒体书刊描述的那样暗斗较量。

甚至当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屡屡干政时，翁同龢还劝光绪帝:“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

翁同龢除了担负帝师职责，在外事上也有着鲜明的立场，彰显了一名汉人士大夫的民族气节。

翁同龢最早涉足外交领域是在1879年，他被指派参与中俄伊犁交以及中日琉球群岛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坚决主张强硬对待，极力反对开放通商。

1894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翁同龢主张对日强硬，强调“倭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

在翁同龢建议下，光绪调东三省及旅顺官兵入朝，抗击日本侵略，1895年甲午战争不利清军时，清廷面临巨大舆论和战略压力。

当时英国出面调停，要求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朝中包括奕訢在内的很多亲贵大臣均表示应尽快议和，只有翁同龢等少数大臣反对，并主张继续征调军队驰援，坚持一战到底。

在甲午战争战败后，翁同龢坚决反对割地，宁愿多赔款。

甚至在日军进攻澎湖和台湾时，翁同龢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仍从户部拨款五十万救济台湾。

当所有大臣同意放弃台湾，只有翁同龢“力持不可”，指出“弃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

不久，李鸿章将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议和条件报回京师，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官员都主张弃台，只有翁同龢痛哭流涕，在光绪面前慷慨激昂力争。

他的激烈表现不仅未感染其他官僚，甚至还被嫌弃过于“讦直”，甲午战争后，翁同龢走上外交事务前台，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行走，兼管同文馆事务。

为了挽救大清危机，他利用户部尚书身份拨饷百万，支持袁世凯小站练兵。

甲午战争后，西方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已过花甲之年的翁同龢依然不遗余力地阻止列强侵夺中国权利。

比如在1897年德国入侵胶州湾，他奉旨对德交涉，先后八次赴德国驻华使馆，坚决要求德国先撤兵，再开谈判。

当时奕訢、奕劻等一众大臣都主张屈服于德国，只有翁同龢与之抗争，甚至当着光绪帝的面放出激愤之语，在场同僚都十分惊讶。

在中俄旅大租借问题交涉谈判中，他坚持删除俄方提出的日后中国偿还船坞兵房等费和金州不入租界的无理要求。

总之，在积贫积弱的晚清，翁同龢始终执着于自己的道统观念，不愿与世人和光同尘，虽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结果，但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一位传统士大夫应有的气节尊严。

关于翁同龢与慈禧的关系，从辛酉政变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夕，翁同龢都是慈禧欣赏和信任的对象，慈禧亲切地称呼他为“翁师傅”。

两人关系破裂始于1894年，当时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翁同龢名列庆典大臣之一，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承担起“花钱”的差事。

由于慈禧对这次寿辰相当重视，当时主管庆典的内务府官员为了讨好慈禧，操办极其奢华。

而此时清朝财政吃紧，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用钱的地方非常多，翁同龢被内务府屡屡索要款项折磨得苦不堪言，以至于一度萌生辞职归乡之意。

翁同龢的消极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心中不满，甲午战败后，慈禧命他赴天津与李鸿章和俄国使者续商中俄共保朝鲜事项，翁同龢却说:

“有五不可，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以畀之？”。

此后他指示南、上两书房的翰林编检呼吁停止慈禧的万寿庆典活动，气得慈禧要裁撤南书房，幸亏奕訢出面说情，才得以保留，但慈禧对翁同龢已生厌恶之意。

不过慈禧和翁同龢的真正决裂却是帝党势力的崛起，翁同龢作为光绪的老师，一直想培养他的学生为独操政权的“圣君”。

但由于慈禧把持朝政，尚书、督抚等大员均被慈禧掌控，光绪无法与慈禧抗衡，因此翁同龢极力招揽名士，进入御史、翰林之列，控制言路，形成帝党势力。

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率领帝党正式以有组织的形式，公开与后党对峙，并展开尖锐的斗争。

一方面翁同龢利用军机处的势力极力主战，另一方面发动翰林院发起舆论攻势，打击后党成员李鸿章等人，至此，在慈禧眼中，翁同龢从“翁师傅”变为与她对立的帝党领袖。

1896年慈禧下令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帝师身份，同时也失去了与光绪在书房“造膝独对”的机会。

不过翁同龢祸不单行，他固守原则，缺乏变通的性格又触怒光绪，光绪接待外国公使觐见时，允许舆马可入禁门，但翁同龢坚持“不待请而先予，非礼”，结果遭至光绪批评。

不久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准其乘轿入宫，翁同龢再次提出反对，光绪对其严肃斥责。

可屡遭挫折的翁同龢不为所动，继续固执地与光绪对着干，尤其是外事礼仪问题，忍无可忍的光绪终于下令驱逐翁同龢。

1898年四月，光绪颁布上谕:

“近来翁同龢办事多不允协，屡遭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勒令其开缺回籍。

由于翁同龢先得罪慈禧，后得罪光绪，退出官场，此后翁同龢有志于重回朝廷效力，但无一人为其求情，1904年忧郁寡欢的翁同龢在家中病逝。

翁同龢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对西方帝国主义极力抵制，但却对民族工业和现代化建设鼎力支持。

比如支持盛宣怀开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从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交通商银行存储，并帮助其经营中国铁路总公司，接办汉阳铁厂。

同时支持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军，对维新变法也持开明态度。

但翁同龢作为饱受儒家文化渲染的传统士大夫，始终维护君主权威，当听到谭嗣同密谋袁世凯胁迫慈禧时，翁同龢怒斥:

“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心悸头眩，几至投地。”

后来慈禧幽禁光绪于瀛台，翁同龢日夜辗转反侧，担忧至极，无法入睡，在翁同龢的价值观里，始终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西兼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翁同龢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其经历看，翁同龢不失为先进开明官僚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