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二月，贵州古州苗民因反对改土归流，爆发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大规模起义，参与苗民近五万人，声势浩大，震动京师。

雍正调兵镇压无果，当年十月，雍正病逝，二十四岁的乾隆继承皇位，这场起义成为其登基之后的第一道难关，朝廷群臣对苗疆去留争论不休。

青年乾隆审时度势，坚定信心，定下平苗大计，调遣大军合力围剿，最终于1736年五月镇压苗民起义，从此西南边疆安定，乾隆个人威望得到稳固，为日后平叛西北割据和十全武功奠定基础。

说起苗疆之乱的爆发，就不得不提到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改革——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雍正废除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治理，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

那么雍正为什么要实行改土归流？

要知道，在古代封建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和道路基础设施落后，中央政权除了传统中原文化核心区，对边远地区辐射有限，尤其是崎岖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南山区。

所以一千多年来，云贵川等西南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即便强如汉唐帝国，不过是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

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换取少数民族首领名义上的服从，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他们就会迅速摆脱控制，分道扬镳。

公元1271年，忽必烈灭掉南宋，建立元朝，为了巩固西南边疆统治，元朝采取了不同于羁縻的土司制度，通过承认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

可以说，元朝首次把西南纳入法律制度层面管辖范围，但土司制度不过是中央政权因无力顾及西南边陲地区，而对土人头目的笼络手段，朝廷敕诏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贯彻。

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成为中华新主，并继续延续土司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高峰。

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世袭当地所有土地和人民，司法、财政、行政、军事全部自治，对于当地人民予求予取，掌握一切生杀大权。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土司势力不断壮大，甚至对抗中央，分裂割据，终于在1590年，贵州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反叛，万历派二十四万大军前往平叛，直到1600年才彻底平定。

然而这场平叛并没有触及土司制度根本，《平苗纪略》记载:

“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裹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

这还只是贵州一省。四十年后明朝灭亡，中原再次陷入动荡，不管是南明还是满清都无暇西顾。

土司们依然过着土皇帝的日子，更加纵恣不法、甚至与政府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驿路通行与外来人口进入。

1726年（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给雍正的奏疏上称土司专横排外，已达到“无人敢入土目盘据之地，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的境地。

清朝统治者少有“内华夏外夷狄”的传统意识，因此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建设。

早在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就不断移民西南，并对少数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只是长久的地域民族隔阂，导致开发缓慢。

雍正继位后，对西南局势更加关注，1726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下，雍正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鄂尔泰调集大量军力开赴西南，恩威并举，对主动接受改革的土司予以封赏安置，对不服从抵抗的，坚决剿灭。

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中，云广进展相对顺利，到1732年基本全部完成，唯独贵州黔东改革艰难。

黔东即贵州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接壤湖北，右有都江可达两广，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这里民风剽悍，实难驯化。

时任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熟悉地形，有勇有谋，在鄂尔泰支持下攻进古州，但苗疆土司屡败屡起，即便雍正亲自派员到此“宣谕化民”，仍无济于事。

到1732年，清廷倚仗军力强势收复黔省苗族4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改土归流虽勉强实施，却隐患突出。

清廷的改土归流本就让黔东南土族仇视愤恨，偏偏派去的流官由不中用，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

加上繁重的赋税和摊派，给苗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苗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压迫，终于在1735年初，黎平人包利以“苗王出世”为名，举起反清大旗。

半年时间，参与起义的苗民多达五万人，他们聚集攻打府衙，劫掠官府，远在贵阳的贵州巡抚元展成仓促调附近各营汛驻兵5000人，前往解围，但途中反被包利军包围。

到1735年六月，苗民已攻占贵州十余个州府县，黔东南局势岌岌可危，雍正谕令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十余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

急调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6省清军两万余人水路并进会剿，又命刑部尚书张昭（张廷玉门生）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督师。

面对浩浩荡荡的清军，苗民避其锋芒，玩起了游击战术，清军一到便弃城回寨，寻得时机后又攻围营地，阻截运道，起义也蔓延到更大范围。

同时清军将领哈元生与湖广提督董芳发生内讧，结果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

前方战事告急，清廷内部发生争论，很多鄂尔泰的政敌开始借此发难，反对“改土归流”，攻击鄂尔泰，一时放弃苗疆的声浪甚嚣尘上。

尤其是张昭作为张廷玉的门生，更是充当弹劾鄂尔泰的急先锋，给雍正的奏疏上对改土归流进行严厉抨击。

雍正自己也没想到新开辟的疆土会发生如此大的动乱，而且除了处理一批失职官员外，却也无计可施，苗疆平叛亦毫无进展，以至于雍正自己下诏:

“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姓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安百姓之计…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

一向以铁腕著称的雍正开始动摇，并正式承认开拓苗疆属于失误，很明显，雍正已经动了停止改土归流、放弃苗疆的心思。

只不过雍正还没正式决定放弃就驾崩了，苗疆叛乱的烂摊子交到了大清新的掌权者弘历手中。

1735年弘历继承大统，虽然年仅二十四岁，但态度强硬超过乃父，不仅否定放弃改土归流，而且坚决镇压苗疆叛乱。

因为早在雍正时期他就是处理苗疆事务大臣之一，他十分清楚，如果放弃苗疆，那西南数十年开拓之功将毁于一旦，中央政权的威信将受到严重削弱。

为了让朝廷思想统一，坚定改土归流，他首先拿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张昭开刀，以“假传圣旨”的罪名解除其职务，关进监狱，并告诫大臣，雍正绝无放弃苗疆之意，让那些反对派官员全体闭嘴。

对于苗疆事务，弘历决心快刀斩乱麻，急调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总理苗疆平叛。

张广泗画像

张广泗曾主持贵州改土归流，对苗疆事务颇为熟悉，上任后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1735年十二月初，张广泗统率1.2万清军分三路沿河而上进攻苗寨，清军内部没有了互相掣肘，效率自然提高。

苗民堵路、筑城、挖壕、埋签，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无法阻挡清军围攻，到1736年三月，清军攻破近200座苗寨，苗军首领包利被迫退入牛皮大箐。

牛皮大箐位于黔东南苗疆中心，盘亘数百里，北为丹江，南为古州，西为都匀，东为清江，森林蔽天，泥泞没膝，易守难攻。

张广泗为了避免清军过度伤亡，采用沿山筑长墙围困计策，命各军分扼箐口，然后四面搜剿。

仅一个月工夫，包利粮食耗尽，只能投降，不过清军并不打算到此为止，六月至九月，张广泗回军，大肆搜剿苗寨，近三万苗民惨遭屠杀，被俘虏的两万多人中也有一万多人被枭首示众。

至此历经一年多的苗民起义在乾隆的强势打击下被镇压，同时乾隆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手腕，平定苗民起义后，他立刻在苗疆施行新政策。

1736年八月，乾隆下旨:

“永除新疆苗赋，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

另外还大力发展屯田，促进黔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大大缓解民族矛盾，保持苗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