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筹备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众多筹备工作中，国歌的选择尤为关键。

当时，国旗、国徽已经选定，但国歌却迟迟未能确定。为了尽快选出合适的国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歌。

这一决定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热烈响应，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征集启事，海内外华人积极参与，提交了大量的国歌候选作品。

然而，尽管收到了数百件作品，但最终都未能达到理想的标准。

就在国歌选择陷入僵局之时，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首歌在抗日战争期间广泛传唱，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徐悲鸿的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讨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过程中，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许多人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句歌词显得有些过时，应该进行修改。

田汉本人也提出了修改建议，但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张奚若、梁思成等人认为，这首歌是历史的产物，保留原歌词更能体现其完整性和历史意义。

他们还举了法国《马赛曲》的例子，强调国歌应保持其原始风貌。

面对争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协调。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协商会议，讨论国歌、国旗等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建议保留《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他认为，这句歌词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警惕，居安思危。

周恩来也表示，原歌词更能激发人们的情感，修改后的歌词可能会失去这种效果。最终，会议决定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保留原歌词。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对国歌进行了重新审视。这次会议决定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由一位作曲家重新填词，最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

然而，这次修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了1978年的修改版本。

这一决定得到了广泛支持，认为原歌词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并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此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也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正是《义勇军进行曲》。

为了进一步维护国歌的尊严和权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规定正式赋予了国歌以宪法地位。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国歌的奏唱场合、礼仪规范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了国歌的使用，增强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精神的象征。它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这首歌都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勇往直前，不屈不挠。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因为它提醒我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警惕，居安思危。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意义，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力量。

从1949年的选择到1978年的修改，再到1982年的恢复，每一次变动都反映了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如今，国歌法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国歌的使用，确保了国歌的尊严和权威。

每一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都是对历史的铭记，对未来的展望。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高唱这首激昂的战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