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续考》墨翟《墨子》的五行说
墨翟《墨子》相关著作
墨子，姓墨，名翟（dí）。墨翟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由于文献残缺，记载多歧，已难详考。他大约晚于孔子，活动于战国初期，一说为鲁国人，又说为宋国人，工匠出身，后来做过宋国大夫。在早年，墨翟曾受儒者之业，学孔子之术，但逐渐对儒家崇尚天命、重视礼乐、厚葬久丧不满，认为搞这一套劳民伤财，实不足取，因而自创墨家学派。
墨翟所创的墨家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团体，其首领称为“钜子”，其成员成为“墨者”，多半来自从事生产劳作的社会下层。他们生活刻苦，严守纪律，为宣传和实践墨翟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奔走于各国，富有舍身殉道的牺牲精神。墨家与儒家在当时并称为“显学”，经常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论争，对开启战国一代争鸣之风起了重要作用。墨家学派也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形式逻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墨翟及其后学的著述保存在《墨子》一书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原有71篇，经过历代的亡佚，流传至今只存53篇。
墨家学派虽在先秦时代盛极一时，有过“显学”之称，但至秦汉时代，即趋于衰微，几成“绝学”。直至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被长期冷落的《墨子》一书才得到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墨子》一书思想丰富，反映了墨家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宗教、逻辑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尤其在逻辑学方面，墨家的逻辑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逻辑学体系。（曹海英译注《中华传统国学经典名著·墨子》）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认为墨子是先秦三圣人（孔子、老子、墨子）之一。该书所涉及的“阴阳五行说”，唯言“五行”而未及“阴阳”。就其所涉及“五行说”者，略例简要解读如下。
（1）五行毋（无）常胜
①【经文】
《墨子·经下》说：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今译】五行中没有哪一行是永恒的制胜者，就看谁有（相胜规律的）适宜条件或适宜环境了。《经说下》有解说。
《墨子·经说下》说：
“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木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
金栋按：本段错讹脱落较多，参以相关书籍，据《经》义（五行无常胜），校正如下：
五（行），金木土水火（五行相胜序）。然火铄金（火胜金），火多也。金靡炭（金胜火），金多也。金之腐木（金胜木），木罹土（木胜土）。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
【今译】五行相胜（乘侮），金→木→土→水→火。然而，火胜金，须火多；金胜火（反胜，相侮），须金多。金胜木（须金多），木胜土（须木多）。就好像麋鹿与鱼的道理，麋鹿只能居于山林，鱼儿只能生于水中，必须条件适宜才可！
五行生克乘侮关系图
②【解读】
金栋按：《经下》《经说下》两篇，乃《墨经》六篇之二。“‘墨经’之称始见于《庄子·天下》，言后墨三派‘俱诵墨经’。《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作者姓名不详。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后期……《墨经》前四篇的文体结构特殊，尤其《经下》《经说下》，先立‘辞’后出‘故’，在思维形式上充分体现了墨家‘以说出故’的思想。《墨经》主要内容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故亦称《墨辩》或《墨经》。还涉及伦理学、经济学、几何学、物理学（主要是光学和力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科学内容，是先秦时期科学成就的光辉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据《经下》《经说下》，五行相胜（金栋按：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四个方面，即生、克、乘、侮。其中相生、相克乃正常现象，相乘、相侮乃异常现象。此相胜，指异常之乘侮）与否，必须有合适、适宜的条件，如《白虎通·五行》所说：“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即以多胜少，才能相胜；否则，“五行无常胜”（变化不定），甚至遭反胜（相侮）。即“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无运行大论》，图见上），而为完善成熟之胜侮（相胜——相乘、反胜——相侮）推理。由此可见，《墨子》并不认同“五行相胜说”，且反驳之，“反对将五行相胜公式化和神秘化”（白奚《稷下学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说：
“此驳驺衍等阴阳五行家之说也。金木水火土，多者胜少者，何胜之有？此亦就具体的金木水火土说。”
又，《孙子兵法·虚实篇》说：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说：
“杜佑曰：五行更王。〇王皙曰：迭相克也……〇李荃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递相胜也。四时者，寒暑往来无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则日月均；夏至之日，昼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昼四十刻、夜六十刻，长短不均也。月初为朔，八日为上弦，十五日为望，二十四日为下弦，三十日为晦，则死生义也。孙子以为五行、四时、日月盈缩无常，况于兵之形变，安常定也？……〇张预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时之代谢，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势之无定也。”
要之，所谓“五行毋常胜，说在宜”，指五行中没有哪一行是永恒的制胜者，就看谁有（相胜规律的）适宜条件或适宜环境了。五行之间是否能相胜，必须有适宜的条件，即以多胜少、才能制胜！《经说下》以麋鹿和鱼儿举例，来说明必须有适宜的环境才能生存。
（2）日者附会五行之龙以说龙忌
①【经文】
《墨子·贵义》说：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
“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
“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原文无，此附会五行之说后世有妄增者］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今译】
墨子往北到齐国去，遇到一个占卦先生。占卦先生说：“天帝今天在北方要杀死黑龙，而先生的脸色黑，不能向北去。”墨子不听，竟继续向北走，到淄水边，没有渡河返了回来。
占卦先生说：“我对你说过不能向北走。”
墨子说：“淄水之南的人不能渡淄水北去，淄水之北的人也不能渡淄水南行，他们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渡呢？况且天帝甲乙日在东方杀死了青龙，丙丁日在南方杀死了赤龙，［戊己日在中央杀死了黄龙］，庚辛日在西方杀死了白龙，壬癸日在北方杀死了黑龙。假如施行你的说法，这是禁止天下所有的人来往了。这也是困蔽人心而使天下如同虚无人迹一样，所以你的言论不能使用。”
②【解读】
金栋按：日者，占卜算卦之人。《史记》有《日者列传》，裴骃《史记集解》说：“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
此段乃日者附会五行之龙（相生序）以说龙忌。
所谓“龙忌”，乃鬼神之忌日，即死人之忌日。如《淮南子·要略》说：
“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许慎说：“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
何宁《淮南子集释》说：
“刘文典云：《墨子·贵义篇》‘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云云疑即此文所谓‘龙忌’也。《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篇》‘盛神法五龙’，陶弘景注：‘五龙，五行之龙也。’疑即龙忌之类。”
孙诒让《墨子閒诂》说：
“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龙定吉凶，疑即所谓龙忌。”
龙忌之日附会五行之说，并非五行相胜相克之理，乃附会五行之五方、五色（龙）、天干归纳推演者。其相杀之说，取自己之本色也！即
东方杀青龙、青色、甲乙日；
南方杀赤龙、赤色、丙丁日；
中央杀黄龙、黄色、戊己日；
西方杀白龙、白色、庚辛日；
北方杀黑龙、黑色、壬癸日。
五色龙忌为何《墨子·贵义》无“黄龙中央忌”？对此，孙诒让《墨子閒诂》有解说：
“毕本此下增‘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云：‘此句旧脱，据《太平御览》增。’王云：‘毕增非也。原文本无此句，今刻本《御览·鳞介部》一有之者，后人不知古义而妄加之也。古人谓东西南北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者。若中央为四方之中，则不得言中方，一谬也；行者之所向，有东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与焉，二谬也。钞本《御览》及《容斋续笔》所引皆无此句。’
“案：王说是也。此即古五龙之说，《鬼谷子》‘盛神法五龙’，陶弘景注云：‘五龙，五行之龙也。’《水经注》引《遁甲开山图》云‘五龙见教，天皇被迹’，荣氏注云：‘五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说文·戊部》云：‘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义并同。然则五龙自有中宫，但日者之言，不妨约举四方耳！”
经文以东、南、西、北而言，实已具备了五行相生之次序及意义。白奚《稷下学研究》说：
“这是以天干与方位相配，十天干中独缺居中的戊己，故毕沅本据《御览》增‘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是有道理的。此处虽未有五行出现，但显然是受五行观念支配的。将十天干依顺序分为五组，分别与五行、五方相配：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所显示出来的正是五行相生之序。而干支与五行相配，如丙属火，戊属土，早在春秋时期便有文献可证（参看庞朴《阴阳五行探源》）。”
要之，对于此“五行之龙忌”，墨子并不认同，并反驳说“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3）附会五行之成数（居中）迎敌于四方
①【经文】
《墨子·迎敌祠》说：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zhì）。
“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
【今译】
敌从东方来，就在东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坛高八尺，宽深也各八尺；由八个年龄八十岁的人主持祭青旗的仪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东方青神，八个弓箭手每个射出八支箭，将领穿青色服装，用鸡作祭品……
在外面各个有名的大祠堂祈祷，派灵验的巫师祈祷神灵，给予祈祷的祭品。
②【解读】
《迎敌祠》是墨子探讨城池防守方法的篇章之一。主要讲述迎敌前的各种祭祀规则，对巫师卜师的态度，誓师形式以及各级官吏、将士的职守和有关布防问题。（贾太宏主编《墨子通释》）古人用兵相信阴阳五行之说，墨子信鬼神而善技，故本段主要讲述墨子迎敌布防术——居中迎敌于四方，是如何附会术数之学——“五行之成数”的，充分体现了司马迁所说墨子“善守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防术。
所谓“五行之成数”，即八，木之成数；七，火之成数；九，金之成数；六，水之成数。
五行之（生）成数，乃汉儒之说，宋儒谓之“河图”。
汉儒认为，天地五行生成于数。如《礼记·月令》郑玄注：
“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五行生成数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分别代表五行——水、火、木、金、土之生数，源于《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由于土居中为万物之母，若每一生数再加五，则变为各自的所谓成数。生数为一至五，象征事物之发生；成数六至十，代表事物之形成。
汉儒刘歆据《洪范》五行之名次“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结合《易·系辞传》天地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推演出阴阳五行宇宙生成模式，最后定型于东汉大儒郑玄（加上方位）注《周易》，说：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
汉儒郑玄五行生成数
北宋陈抟撰、邵雍述《河洛理数》之河图
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说：
“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河图
为何东方“坛高八尺”而崇尚“八”？
曹海英译注《中华传统国学经典名著·墨子》说：
“阴阳五行观点认为：东方属五行中的木；木生数三，加上五行本数‘五’则为八，故数尚八：东方畜为鸡，色尚青（苍）。因此迎东方敌数用八，色用青，祭用鸡。同样道理，南方数用七，色用赤，祭用狗；西方数用九，色用白（素），畜用羊；北方数用六，色用黑，祭用彘。”即
八：木、东方、色青、祭用鸡；
七：火、南方、色赤、祭用狗；
九：金、西方、色白、祭用羊；
六：水、北方、色黑、祭用彘（猪）。
附会五行之成数（居中）迎敌于四方
八、七、九、六这四个数字，以方位而言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以五行而言分别代表木、火、金、水。亦见于中华传世典籍如《管子·幼官》《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太玄经·玄数》《礼记·月令》《素问·金匮真言论》。由此架构成战国秦汉时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世界宇宙（天地人）生成模式，影响深远。只不过，附会推演之具体内容，并非尽同。
赵洪联《中国方技史》说：
“墨子的守城方法，全照繁琐刻板的‘八七九六’这四个数来安排。《易乾凿度》曰：‘以往六来八、往七来九为世轨者；文王推爻，四乃术数。’《易乾凿度》说‘八七九六’这四个数，代表了全部‘术数’……
“‘八七九六’的涵义是什么？《周易·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东汉郑玄注：‘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九六，金水之数。’郑玄用了七八、九六注‘精气’‘游魂’，说了七八、九六为五行之数，并未直接给出‘八七九六’的涵义……
“墨子成为‘世之显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墨子信鬼神……二、墨子善技……墨学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术数、方技首见于《墨子》一书。”
汉儒郑玄认为，“八七九六”这四个数字，源于易学四象，“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焉。往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东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实源于《河图》数。
（4）附会五色旗以守城联络
①【经文】
《墨子·旗帜》说：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木为黑旗。”
【今译】
守城的方法（可以用旗帜作为信号联络）：城上需要木材用青旗代表，需要火用赤旗代表，需要柴草用黄旗代表，需要石头用白旗代表，需要水用黑旗代表。
②【解读】
《旗帜》是墨子研究城池防守战术的篇章之一。主要说明守城时用旗帜联络的种种方法。（贾太宏主编《墨子通释》）以青、赤、黄、白、黑五色而言，已符合五行之说且为相生序。然“黄、白”并非“土、金”，仍较原始，故后世有改为“金为白旗，土为黄旗”（见孙诒让《墨子閒诂》引“毕云《北堂书钞》）者，以附会五行木、火、土、金、水。
上举关于《墨子》书中所涉及的“五行”说，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认为：
“今所传的《墨子》书出于汉代，其中有些汉代人所附衍的东西也不足怪……吾以为墨子中有几处说到‘五行’，并不是在墨子生时已有此说，乃是因为《墨子》的书没有凝固，而战国之末五行说很风行，至汉更盛，那时的墨学者便把这时代思潮渗入《墨子》中去了。”
窃以为，顾氏说确有“疑古过勇”之嫌，从上举四例涉及“五行”说者，应较原始，与战国之末成熟的“五行”说仍有一段距离。
